最近汪晖先生一定比较郁闷，因为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被指涉嫌“学术腐败”——抄袭和剽窃问题。在国内一家很有名望的报纸上发表了王彬彬长达一万五千多字、题为“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的文章，细致、周详地讲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与有些报纸“发表”我的三四百字的文章还将名字写成别人相比，已经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和树大招风了。

据王彬彬文章介绍，《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篇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出版物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2000年河北教育版和2008年北京三联版，而且被作者称为是自己“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但是，如此重要的学术作品却出现了“经常性地文理不通”和“刻意追求晦涩”等问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章少有作者自己独创性的观点，仅仅依靠“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和不加说明地“借助他人的理论”写作而成。

凭借我浅陋的学识，如果汪晖仅仅是上述“两重罪”的话，那与当今的一些“学术大官”相比连“小巫”都算不上，充其量也不过是写作手法幼稚和文章不合乎“学术规范”而已。远的就不用说了，我们哪个“写文章的”在“入行”的时候没有临摹过前辈的作品，哪个敢说自己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是“原创”？说句危言耸听的言论，如果汪晖可以依据上述“两重罪”判个三年五载，那么我们国家的所谓“学术论文”恐怕99%都必须枪毙。

然而，大家不要和我一样性急，王彬彬的文章在“常识”层面之外还抖出了另外一些“猛料”，即《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剽窃和抄袭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和“老老实实式”，并且在概括了四种方式的要点之后，分别详细地列举了《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问题看来严重了！在公众心目中如此严谨的学者，却遇到了更加严谨的学者的如此严谨的批评，这似乎已经不能用幼稚、不规范来搪塞，而是需要有一个与此相匹配的讨论平台。但非常遗憾，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也许需要为这个事件建立一种假说，把这个“假说”放到瓶子里任其在大海中漂流，或者封在坛子里埋入地下——把问题留给未来吧。

参见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25/content_104688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