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5日23时26分的上海浦东机场，朦胧的夜色中下着小雨，从一架刚刚降落的“空军一号”舷梯上走下一位与自己手持雨伞颜色相近的中年人——恭喜大家，你一定猜对了！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第44届总统巴拉克·胡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Jr.），他开始了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下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与中国学生进行了对话，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游览了故宫，中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如果我再罗嗦下去，就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我更不想变得与时下被媒体“饲养”的评论员一样“堕落”。只是需要提起大家注意，奥巴马总统的行程又一次把中国和美国“联系”了起来。

在我小时候，脑子里最早出现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并且将中国和美国“联系”了起来。当然，我那时候脑子里出现的“中国和美国”既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也与奥巴马访华没有丝毫关系。说起来多少有些诡异，那时候在我们这群孩子的语境中，“中国和美国”就是好与坏、好人与坏人，甚至是“是与非”的代名词。其中，“中国”自然是代表了“好、好人和正确”，“美国”则义不容辞地成为“坏、坏人和错误”。那时候，如果你被大家“说成”了“美国”，就意味着一无是处，并且可能因此失去了朋友而被群体抛弃——说得简单点儿，就是大家因为你的某种“恶劣本性或行为”，“今后”不再跟你玩了。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在“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中间地带。也就是说，没有“较好”或者“较坏”的缓冲区——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用当今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了，也可以说那时候的“我们”是年幼无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孩子们的“年幼无知”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孩子们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缩影和折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主流社会还是处于“欠成熟”阶段呢？

后来，我们那帮原来张口闭口“中国和美国”的孩子慢慢地长大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慢慢地长大了，现在至少不会有人从概念上认为“中国和美国”是非好即坏了。但是，我们的心智是否也同我们的躯体发育相吻合，是否能够从“骨子里”摈弃“非好即坏”，或者是“非坏即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