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上世纪30年代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和《行政效率》杂志中论及档案管理的系统文章算起，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在档案学形成、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落。面对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分量的学科，简单地肯定和否定显然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我国许多的传统理论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面临着危机。具体到中国档案学而言，这种“危机”有时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现实版的生存问题。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档案学目前正面临着来自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双重压力。从学科划分方面看，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到管理学“三位一体”学科的过渡，长期游离在各大学科体系的边缘，苦恼于名称和归属的种种尴尬。从实际应用方面看，中国档案学从最初的工作方法阐释到教育模式的确立，从中国政府解决“行政效率”的措施到“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体，已经渐渐地与“管理活动”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从客观上看，能否克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学自身的结构、功能以及它们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于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它不仅要解决“是什么”和“有什么”的问题，即该学科的逻辑起点、理论结构和社会功能，还要解决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该学科的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基本规律，特别应当阐释该门学科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对社会的基本贡献。从主观上看，能否突破学科发展中的“瓶颈”、“化腐朽为神奇”，只能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档案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基本位置以及由此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的清醒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使中国档案学合理地融入管理类科学的途径和实施方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改变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盲从状态，实现学科的自觉。

自从1978年进入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以来，思考“中国档案学究竟为我、我们乃至社会产生那些影响”以及“我、我们将为档案学带来了什么”，就一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我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及其相关的后续文章，试图“探寻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国档案学形成的基本因素，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结构功能，判明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价值”。

我始终坚信，中国档案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存在，一种形成、发展了数十年的理论体系，它势必存在一些能够影响和作用社会的方式。虽然大家不能期望中国档案学能够迅速提升人的智力并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大家却有理由相信中国档案学所带来的理念与模式能够证明它的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