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来与各种“被评奖”的机会无缘。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凡是能够获得某一奖项的东西一定会关系到国计民生而非等闲之物，应该不是一般人物可以觊觎的。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对一些“申报”的事情并不十分积极。但是，凡事也会出现“意外”——在一些哥们的鼓动下，我犹豫不决地在某项评奖活动就要“关门”的时候递交了相关的材料。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评奖的结果不得而知，反倒是评奖活动的组织者不断地要求补充各种材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让我提交一份出版单位证明出版物质量的“证明材料”——如果提交的出版物自己都不能“证明”自己状态的话，那么另外一份“证明材料”就又能“证明”什么呢？也许正是这个比较“各色”的“证明材料”，使我想起了它的另外一个更加“各色”的“亲戚”——

那还是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社里的几个临时工拿了一些包装图书绳子，而且还听说这些家伙上报的姓名不是像他们推荐人所说的那样，都是一些“假名”。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几个临时工没有如实登记自己的姓名，还涉嫌拿了社里的几条绳子，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将他们“开除”——让他们滚蛋就是了。然而，恰好我们出版社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不但处于一个非常时期，还拥有一位处于非常状态的分管局长——据说这斯来自国家一个专门处理问题的部门，由于工作习惯使然，如果他几天没有发现“问题”，自己的神经就会出现问题。当然，当时的情况不是人家发现了问题，而是我们出版社确实出现了由“几个临时工拿了一些包装图书绳子”的问题。于是，局长大人发令“彻底清查”——不但要查清楚绳子的数量，还是查清楚绳子的去向；不但要在事情发生地清查，还要到“敌人”的老家去查清楚他们姓甚名谁。

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深刻，“机遇”总会关照我这个没有准备好的“大脑”——局长的这份“倒霉差事”又被我撞上了。当然，局长大人也没有忘记对我说了一通组织上对我如何如何信任、对我的办事能力如何如何肯定的废话。我心里自然明白，那些真正被组织上“如何如何信任、如何如何肯定”的家伙一定不会被局长委以“如此重任”；同时我心里自然更加明白，这次是“傻小子睡凉炕——早晚挪不过的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需要想什么，而是怎么把这个“差事”对付过去。既然局长对我如此“信任”，我也决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由于那几个临时工的老家在河北省一个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因此我就假借局长的“信任”向社里要了一辆大发车，带上了我的两个哥们兼司机出发了。我们先是到了那几个临时工老家所在县上，请县委档案局派人“协助”调查，然后在“同行”的带领下来到那几个临时工的老家。当村支书知道是“上边来人了”并满脸疑惑的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农村也混过几年的我非常客气地向他要来我非常熟悉的那种已经盖好公章信纸，于是乎一封由我口授、村支书执笔的“证明材料”就完成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告别了仍然满脸疑惑的村支书；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告别了可爱的“同行”，乘着我们那辆现在市面上都几乎绝迹的大发车“绝尘而去”——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去了那两个哥们兼司机的姥姥家和姨妈家，又去了一趟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满载着亲戚朋友的“关怀和厚爱”回到了北京。

当我把“证明材料”放到局长面前时，他老人家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一个小干部搞外调怎么能向社里派车呢？前两天退休的老局长回老家我都没有派车！”根据我的经验，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果然，我马上听到了局长的“结论”：“不过，问题还是查清楚了嘛！”我更加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