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本学术作品可能就要修订再版了，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史上最“牛”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都是“再版”，但是无论是学科内容还是学科作者都无法达到上述“再版前言”所包括的水平。因此，这个“再版前言”的史上最“牛”地位，我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人也无法撼动的。

还是从天上回到地下吧——我的那本书之所以要再版，除了出版方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过去的那个版本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明明是以博士论文为基本内容的图书，却因为种种“行政”方面的原因，必须使用另外一个“去博士化”丛书名目；明明是堂堂正正的学术作品，却非要弄得像非法出版物一样“身份可疑”；明明是比较正规的出版单位，却将图书做的不伦不类……说句心里话，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姐妹需要通过这种合法的“非法”途径出版丛书的话，我早就与那个出版单位说再见了。当然，我也希望通过图书的再版，还自己一个“清白”。

既然是“修订再版”，就一定会变更图书的一些内容。但是，大家尽管可以放心，我一贯主张的“三个事件、两个命题和一种情结”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公元一九三五年，它对于今天的档案学者而言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一门学科——中国档案学的诞生。公元一九五二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里开设了以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本内容的专业。公元一九七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此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替换）。在其后三十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档案学与其说是我的专业，倒不如说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占居了我许多工作和思考的空间。这就促使我不得不去考虑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档案学究竟给我、我们乃至社会带来了什么？我、我们将会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和变化做些什么？

当然，作为一种俗套，我必须在这里——也就是图书的可能再版之际，感谢我的导师、感谢我的学生、感谢我的读者，以至于像罗雪娟那样感谢所有爱我和恨我的人……

今天恰好是中秋佳节，这使我想起了刚到机关、局长在过中秋时勉励我们年轻人的一句话。他老人家本来是想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但是一着急说成了“万里长江总是滚来滚去的”——借他老人家的吉言，我们的图书、大家的日子都在“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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