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之前，南方某著名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到北京来参加一个会议。无意之间谈到，他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是在做“项目”。我觉得，所谓“做项目”，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真实的内容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在“做生意”。

平心而论，这位教授及其他所在的那所大学还是在国内有相当知名度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所大学的一位学者曾经写出过一篇叫做《理性的呼唤》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与《黄土地  高围墙》一起，堪称新中国档案学界的“并蒂莲花”和“压卷之作”，使当今的学者只能望其项背。可惜的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包括一些所谓的“前辈”，并没有给予那位学者“生存的空间”。据说那位很有才华、当时也很年轻的学者，在重压之下弃学从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生意或者“做项目”去了——给学界留下了一个“学者的背影”，使大家唏嘘不已。

历史学界的先知曾经不知道多少次告诉世上的凡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甚至七八年就可以再来一次轮回。现在那所大学的另外一位学者又紧步前辈的后尘，去践行“先知”们的科学预言。能够亲眼看到这种现象发生，对于我等凡夫俗子而言，真的说不清是一种“三生有幸”，还是一种不幸——也许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所房屋倒塌之前及时逃脱，从客观上看，应该算作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我国的档案学界能够让大家欣赏到成功地弃学从商的“学者背影”并不多。目力所及，更多的是一些弃学从政或者希望弃学从政的“学者背影”。除了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经营的以外，还有不惜跨越地域的限制，到其他人的“一亩三分地”里谋求发展的教授学者。我实在无法猜测，在这些学者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希望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成为今后弃学从政的“垫脚石”，还是希望弃学从政并谋取了更多的“资源”之后，用自己的“衣锦”去滋养那块“黄土地”呢？

然而，无论今后发生的事情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学者还是曾经为档案学界留下了美丽的“背影”，大家确实没有必要非得绕到开屏孔雀的背后——去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