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薛涌先生的学术修养和敬业精神深表钦佩——能够“处江河之远”而“忧其君”，足以说明世界上还有“学术良心”存在。但是，“钦佩”之余也难免对薛涌先生“建议”的“操作性”表示怀疑——他可能是在国外读书太久了，对国内的“革命形势”有所生疏或遗忘——在我国，大学的行政工作负责人是当然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学术身份是千真万确和不容置疑的。至于这种身份的取得，究竟是早于还是晚于行政身份，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有点像我国首部婚姻法所承认的“事实婚姻”一样，“不溯既往”历来都是法制主义的原则。既然这些“行政工作负责人”已经成为当然的“学术带头人”，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其结果也许是薛涌先生不愿意看到的“著作等身”。不但如此，他们的学生也一定会十分诚恳地希望在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名字前面放上他们的名字，并且在“出现意外”的时候“主动”承担责任。

薛涌先生也许还记得，在上个世纪我国有一句相当流行的口号“又红又专”。那时候，国家是希望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让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和平演变”的想法彻底破产。而薛涌先生现在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双肩挑”的人才，就是我国花费巨大成本培养出来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现代版”。其中，“红”就是为国家分忧、独当一面，“专”就是学有所成、著作等身——“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薛涌先生如果有工夫可以响应温总理的“号召”，多抽时间仰望一下星空，我想他就不至于像嫦娥身边的生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