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排名”泛滥成灾的今天，可能没有人会在意一种“排名”的真伪程度，而往往是把这种“排名”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谈资”自然也有“谈资”的价值，它至少可以让人们记住一些事实——

2009 年6～7月，《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结果中，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更令人意外的是，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性工作者。有专家甚至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由于对相关职业缺乏了解，无法知道那些职业“赢得”较高社会声望的原因。但是，根据我的“知识储备”，职业声望是人们对不同职业的价值评价，它是社会成员对各种职业主观态度的综合。从社会总体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存在相对共通的基本职业价值标准，并形成职业社会中特定的名次系列和职业声望尺度。职业声望不仅体现了职业相对地位的等级层次，而且还影响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影响着社会的职业流动。

因为不同年龄、性别、经历、家庭、地区的人们，会出于不同的需要和使用各有侧重的职业价值尺度，所以，形成上述“排名”的因素比较复杂，不能统而论之。但是，调查结果至少可以说明，排名比较低的“职业”似乎应该比排名比较高的“职业”在“信用度”方面存在“软肋”。这也应当是事实——

据人民网8月17日的消息，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年近70岁的知名博士生导师与一名准备考取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并收受该生10万元贿赂，以便帮助其顺利考博。最终因女学生没有通过考试，而造成“事情败露”。如果“信用小康”的调查在这个“事件”之后进行，我想一定不会给教师职业加分。

在大家生活的高等院校中，也许不会存在像中央音乐学院知名教授那么“雷人”的经历。然而，“不诚信”的例子却比比皆是。比如，新到任的“教授+官员”会说“我自己一直认为，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当然更不适合当领导。但是，组织上却一直非要委我以重任。所以，我只不过是一个‘过渡’，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当这些著名教授出国“考察”回来之后，他们会说“那个鬼地方，今后除了‘解放’它，再也不要去了”；而每当他们动员大家不要关注“名誉和地位”之后，大家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就是所有“名誉和地位”的获得者……。如果这些从事教师职业的分子可以顺利地活到70岁，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贡献”一定不会小于“中央音乐学院知名教授”。

如果“信用小康”的调查操作科学的话，一定是将上述这些教师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与“性工作者”进行了比较而得到了“信用度很低”的排名——出卖灵魂自然比出卖肉体更能够瓦解职业群体，更容易降低职业的社会声望。

根据劳动社会学的原理，排名比较低的“职业”就存在向排名比较高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想想古时候“十儒九丐”的“排名”，也许现在的结果还不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