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黑龙江大学与学生交流，当有人问到我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如何解题的时候，自己真的有些无奈。其实，一本书的“真正含义”应该由读者来界定——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无异于让作者解释自己的作品、让诗人朗诵自己的诗歌。但是，如果被人问到了、自己却不讲，则会被人“进一步”认为作者和作品都有问题。因此，当时我只能重复“‘理念’实际上不过就是一种‘想法’，而‘模式’则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行为方式”的老生常谈。

实事求是地讲，对《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是我的导师王传宇教授的几段文字——

“该书所涉及的是中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学论研究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该学术领域尚无同类作品出版。如果将中国档案学‘学论研究领域’定义得宽泛一些，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创始人吴宝康教授所著的《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和中山大学陈永生教授所的著《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则可以算做此类出版物。

吴宝康教授所著的《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的学术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先河，改变了中国档案学研究领域以教材为主的基本格局。同时，《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作为正式出版的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不但激发了业内人士研究基础理论的热情，也使学术界认识到档案学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

陈永生教授所的著《档案学论衡》是我国档案学领域‘新生代’的代表作。其学术价值在于较早地阐述了档案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学科属性与体系、科学精神、研究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有一定的学术启蒙作用。该书曾经获得中国档案学会论著一等奖。

而《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一书的理论意义在于，……改变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盲从状态，实现学科的自觉。……所采用的从逻辑起点、形成因素、基本结构和和学科价值等方面评价学科的理论模型，不仅对于系统认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状况具有经典意义，而且对于分析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当然，导师的“解释”不仅仅是评价，更多的是鞭策。作为一本区别于“全面肤浅”的教材而言、带有“片面深刻”的专著，我自己也曾经“补充”说，“我感谢我的先辈，是他们创制了档案学；同时我更感谢我的先辈，是他们没有忍心把档案学做得尽善尽美——给予我们这些并不出色的后来者发展的空间，使先辈的事业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延续。因此，我们的任何研究及其结果都不过是对先辈智慧的验证。也就是说，事实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