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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给文艺片一个角落
文/采访整理 沙丹
面对王超,你能够感受到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真诚与坦率。从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工厂里的蓝领、北电夜大的学生到陈凯歌的助手、戛纳电影节的获奖者——一系列转变见证了一个貌似神话的现实。尤为可贵的是,在物质至上的今天,王超对自己和中国电影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良好的理论修养和审时度势的转变使他在新世纪脱颖而出,也让人们依稀看到了中国文艺电影的前途和希望。
影片创作与传播方式
问:您的处女作为什么选择安阳这个城市,它有特定的含义吗?
答:要是我在开封拍,那或许就是《开封婴儿》,但首先在读音上就不好听,这是一种本能的选择。当然,安阳那里有殷墟,它是中国第一个城市的形态,同时又靠着黄河边,显然这便有了历史的寓意在。《安阳婴儿》从某种意义上讲,真不能算是一种纪实的作品,它是一种高度戏剧化和寓言化的东西。在国际版中,它的名称是《安阳孤儿》,我们知道古代有《赵氏孤儿》,我那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华东师大的学者胡晓明开始从这两方面的关系着手谈,我觉得特别欣慰,其实他并不知道影片的原名就是《安阳孤儿》。[1]
问:青年导演最初的创作一般喜欢选择和自己生活比较接近的素材,您是南京人,为什么选择拍摄中国的北方?
答: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跟自己的年龄有关。我拍《安阳婴儿》的时候已经36岁了,我十几岁时在南京时就是所谓的文学青年,写诗啊,参加文学社啊,那个城市给我的成长经验,我已经浪费掉了,挥霍掉了。到2000年以后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已经从抒情的阶段进入到叙事的阶段。可能50岁后,我会返回来描述个人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成长的历程。《安阳婴儿》当然不能在南京拍了,那个城市太悠闲了点,我想选择一个更加“中国”的城市。
问:在中国这两部影片的观众很少,难道您一点不在意吗?
答:这两部电影如果要是在院线放,根本就没有什么观众。《安阳婴儿》我听几个卖盗版碟的小贩说,卖得好得不得了。《日日夜夜》或许差一点,但是也是卖得特别快。如果在院线放,一来肯定被剪得不像是你的东西,二来也不会有人看。盗版碟其实是现在中国接收新鲜思想的一个独特渠道,我欣喜地发现这个渠道很好。同时,在网上关于它们的讨论,或批判或赞赏,比在报纸电视中的更热闹,更真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制片人一定很悲哀。
问:中国的文艺片观众会不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而逐渐转向影院?
答:我真是抱有美好的愿望。现在的地下电影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是那些审查通过的艺术电影没有市场,也进不了市场,这个问题突出了。我们也在想如何建立中国的文艺片市场,中国的艺术院线。《安阳婴儿》在法国巴黎有7万人次观看,我想假若在中国绝对要超过这个数字。
问:对于很多青年导演的作品“主打”西方市场的现象如何看待?获奖对于青年导演的生存是否极为重要?
答:从我的角度来说,本身是和国外合作的。《日日夜夜》有一半资金来自国外,西方人可不是为了支持中国电影,他们主要为了挣钱,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态。对我而言,获奖不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对于我们做艺术电影的人来说,首先是热爱电影,竞争意识很强,要把电影拍的更电影性一些。电影节嘉许你的奖项,百分之七十是说你电影拍得好,然后才是现实指涉的勇气。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市场,你只有通过国外的渠道才能收回一点钱,艺术电影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艺术电影的贸易展销会。
问:您是如何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您电影中特定的中国文化?
答:我一直在努力,我感觉他们很懂。特别是《日日夜夜》,那种轮回的东西,其实和《周易》《诗经》有一定相似性。在南特,我拿的第一个奖是“青年评委奖”,他们觉得可以了解。倒是一些好莱坞情节剧性的影片,他们觉得进不去了。这个模式一出来,他们就觉得麻木了。我觉得他们在追求一种美学的陌生化。在国外电影院里准备看字幕电影的人,真是把电影当作书来读的。
问:您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电影人身份吗?
答:对,一直都是。
问:有没有想到把身份挂靠在某个制片厂,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答:有钱当然是好事。但是,钱多的时候,有时对你的限制更大。拍电影应该有自己的方向,有时候花钱多不如10万块拍个DV作品更有意义。每个导演都会面对钱的诱惑,而钱多了你就会有妥协,最后损失了什么不言自明。对于追求投资规模这个问题,我时常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
问:最初拍片子的钱如何筹集而来?
答;先找哥们儿,看看谁有点闲钱。家里不行,不是哪家都是百万富翁。在世界范围内,我觉得拍电影都不容易,在中国反而相对简单。因为经济发展了,莫名其妙的钱也多,有时候在饭局上就能拉来上百万的投资,大量的电视电影都是这么拍成的。
问:《安阳婴儿》和《日日夜夜》的投资回收情况如何?
答:《安阳婴儿》实际上赚了,因为投资很低,才一百万出头。所以还是鼓励年轻人从低成本作品入手。《安阳婴儿》在商业上实际上比《日日夜夜》成功,《日日夜夜》投资了650万,它还是吃亏在说得太内心了,至少没有《安阳婴儿》好看。
[1] 胡晓明《从<赵氏孤儿>到<安阳婴儿>》,原载《新民周刊》,2004年7月19日——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