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北京南堂

前一个周日是冬季里少有的晴暖天。我们到长椿街看望一位亲戚后，信步朝东走，来到前三门大街与宣武门内大街的交叉路口，老远便望见东北角矗立着的那座西洋风格的灰色砖石建筑，而那正是我们将要踏访的地方——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又称“南堂”。

两年前，我们曾去过位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墓园，还发过一篇博文《北京有个滕公栅栏》。我们在文中以崇敬的心情追思了利玛窦、一位生活在四百年前、热爱中国并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意大利传教士如何在中国热忱地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经历。我们在文中提到利玛窦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与明代著名大学士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最早把西方数学知识介绍给了中国。正是有了两位学者的成功合作，从此在以史学和文学为主的中国知识谱系中，开始渗入了几何学、地圆说、宇宙学理论、经纬度测量及五大气候带划分等西方科学知识。利玛窦还通过书信和著作，将中国的情况比较客观、真实地介绍到西方，被后人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后来我们得知，当年这两位大学者就是在南堂完成数卷《几何原本》翻译工作的，尽管当时的南堂还不是今天的样子，规模还很小。

我们喜欢踏访一些历史文化遗迹，因为这些地方不但能让人们直观地看到古代或近代建筑的样貌，而且能帮助人们还原历史场景，更深刻地感悟历史事件，与这些重要事件中的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南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始建于1601（明万历二十九年）年的宣武门天主堂，是北京城内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确切地讲，那个地方曾是神宗皇帝批给来华耶稣会士的一块住地，利玛窦来京后就住在那里。后来利玛窦花钱买下住地旁的“首善书院”，用作私人祈祷所。四年后，因信教人数不断增加，利玛窦将它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即最早的宣武门天主堂，因教堂地处北京城南，又被称为“南堂”。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34年后，明亡清兴。1650年（清顺治七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来到南堂当神父。他将南堂改建成一座高20米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四米高的铁十字架耸立在教堂顶端，庄严而典雅。教堂竣工后，汤若望立碑记其事，顺治帝则先后两次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和“通玄佳境”门额。顺治帝与汤若望的关系相当好，顺治帝不时请汤神父到宫中议事，还经常到南堂微服私访，仅在1656-1657的两年间，顺治帝就曾24次造访南堂，无论国事还是家事，不满20岁的少年天子都愿与年近60的大胡子神父促膝聊聊，还尊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父亲”）。处于权力与矛盾中心的顺治帝从博学、友善的汤若望那里经常得到帮助和慰籍，然而他最终没有听从神父的劝导皈依天主教，而是皈依了佛门。

朋友们对汤若望一定不陌生，因为近年许多历史剧中都有他的身影。他来自德国科隆，利玛窦1610年去世的时候他18岁，就读于罗马德意志学院，刚刚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他与利玛窦虽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他钦佩利玛窦适应中国文化习俗（“合儒”）的做法，竭力将天主教教义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并继承利玛窦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时期历法修订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建树，我国沿用至今的农历就是由汤若望编写的。汤若望在华生活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曾在清顺治、康熙两朝做官，官至二品钦天监监正。当年汤若望也住在南堂，每天到建国门的古观象台工作。

科学的传播总是伴随着艰辛，甚至血腥。康熙初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反对西学，加之以往皇帝对汤若望的隆遇和恩宠招致某些人的怨恨，汤若望晚年的命运充满不幸。他被别有用心的人罗织了三条罪名：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和历法荒谬。1664年冬（康熙三年，年幼的康熙帝尚未亲政），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初判时汤若望被凌迟处死，其他传教士被判凌迟或斩立决。尽管其后的一次预测日食的实际检验活动证明了汤、南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日食时间，与日食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符，准确性胜过中国、回回观测法，但汤若望仍未逃脱即将被凌迟处死的厄运。后由于彗星的出现和京城大地震，使朝野震惊，摄于上天的警告，清廷撤销了汤若望的死罪，特旨释放。没过多长时间，汤若望就在病痛中凄然离世。

汤若望被捕入狱时已是一个身体瘫痪的耄耋老人，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提审，可汤若望连说话都困难，手脚还被镣铐铐住，只能跪地受审，无力为自己申辩。这时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便陪在汤若望身边，寸步不离，冒着自己被加刑的危险，在大堂上代为汤若望辩护。这个人就是比汤神父小31岁、与利玛窦和汤若望同为最有影响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南怀仁。南怀仁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业务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他最著名的贡献是历经四年努力，成功地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至今这些仪器仍屹立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沐朝阳，送晚霞，将一段辉煌的科技史凝固在高高的灰色台基之上。

南怀仁与利玛窦、汤若望有许多相似之处：博学多闻、科学造诣很深，高度热爱传教事业，著作等身。他们一脉相承地担任南堂的神父。1666年，汤若望去世，接替他的正是南怀仁。据说康熙帝曾先后两次亲临南堂看望南怀仁神父，为南堂御笔“万有真原”匾额和“敬天”匾额，命悬挂于南堂内。遗憾的是在其后的岁月里，由于天灾人祸，南堂屡屡遭毁，虽数度重建，但许多珍贵文物已被烧毁殆尽，无法复生了。

南堂最后一次遭遇灭顶之灾是在1900年义和团期间，四年后再次重修，重修时保持了巴洛克建筑风格，还在原规模上增高、扩大至今天的规模。1996年南堂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北京市政府拨款对南堂进行了整修，古老的南堂又焕发出新的面貌。

轻轻拨开400年历史烟云，我们踏上了南堂大门前的台阶。这是一个三进院落，大门两侧悬挂着“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北京教区宣武门天主堂”等三块牌子。跨入一进院，迎面看到南堂缔造者利玛窦的铜像。身穿明代儒士服、手执经卷的利玛窦神父，面容和蔼、目光深邃，右手上抬，似乎正在对周围的教民讲着什么。

里面的两个跨院东西排列。西跨院是起居用房，东跨院是教堂的主体建筑。教堂坐北面南，建筑立面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南面三座砖雕拱门，每座拱门上方都雕有一副十字架；整栋建筑磨砖对缝，砖雕精美豪华，建筑的最高点安装着高大的白色十字架。教堂内部空间采用穹顶设计，两侧是五彩的玫瑰花窗，西侧的花窗上还绘着一些圣经故事，气氛庄严神圣。

我们不大懂天主教，但我们敬仰远渡重洋而来，对中国人民怀抱友好情谊的传教士，尊重天主教积极、有益的内容。今天是星期天，南堂为驻京外交使馆人员、外国商人、在京留学生和来京旅游者开设英文弥撒。我们到达的时候，弥撒仪式已近结束。我们轻轻走进教堂，站在最后一排，侧耳聆听主席台上红衣神父的致辞。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更没有人阻止我们拍照，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么的专注。平日里他们在生活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只有“主”。

弥撒结束了，教堂里的人们鱼贯而出，老伴乘机进入到教堂深处拍照：圣母玛利亚画像、耶稣受难雕像、豪华的大理石柱和吊灯、紫红色的主席台、已被翻毛了边的《弥撒经歌汇萃》，还有跪在长凳上沉思的教民……，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观教堂，教堂内外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陌生和新奇。

看到身着红衣的神父，突然又想起了利玛窦。据说四百多年前的1606年，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做些翻译和著述工作，这促使利玛窦下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翻译一部最有价值的西方著作，并最终选定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而就是在这里，在南堂，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始了他们历史性的合作。徐光启每天下午到南堂来，工作三、四个小时，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多么感人的东西方文化正常交流、相互融和的场景，它开启了一段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繁盛期。然而，这种场景、这种繁盛，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未能延续下去……。个中原因，令人感慨，发人深思。

请浏览附图：

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耶稣会士墓园，透过石门，可以看到远处的利玛窦墓

利玛窦墓（利玛窦神父是宣武门天主堂第一任主任司铎）

汤若望墓立于利玛窦墓的西侧

南怀仁墓立于利玛窦墓的东侧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南堂）大门

介绍南堂的铭牌

南堂外景

利玛窦塑像

南堂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建造，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

教堂内部全景

豪华的大理石柱、玫瑰花窗和吊灯

长椅

主席台

圣母画像和耶稣受难雕像

弥撒经歌荟萃

弥撒

祈祷

神父与教民

编者注：本文提到的博文《北京有个滕公栅栏》于2011年2月21日发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地址浏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c95a370100qecd.html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