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30日，重庆“三项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四个月时间内，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3270万元，清理上报市管干部乘坐的超标车1187辆，31名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得到纠正。（重庆晚报8月10日）
短短四个月，就能上交3270万元的巨额红包，重庆的“三项治理”确实成绩斐然。用一句流行语总结——真让人“羡慕嫉妒恨”。
各地的类似活动也不少，但很少能像重庆这样搞得风生水起，究其原因，当然离不开当地近两年打黑除恶的铁腕整治背景，文强注射死刑的结局，无疑为潜伏的贪官上了一堂最为生动直观的廉政课。
不过，总是成绩斐然也让人感觉怪怪的。去年11月份就有一条消息说，重庆在查处“小金库”斗争中，使1080名干部在1月至9月的时间里上缴礼金和有价证券957.4万元。假想，如果明年公务人员上交“红包”的数额继续增长，不是变成黑色幽默了吗？这说明，让交就交点，该收继续收，但肯定交的没有收的多罢了。
从本质上看，这项活动是寄希望公务人员严于律己式的自我救赎，也许力度空前，但在制度建设层面并无新意。透过这份亮丽的成绩单，更应该关注的是红包究竟从哪里来，制度上是否存在漏洞，又为何没有及时堵住。另一方面，收受红包本就是《党章》和《廉政准则》严厉禁止的行为，主动上交乃是本分，但是否只要上交了便可以平安无事，其中是否潜藏有更大的腐败行为，对于那些少交深知不交的公务人员又该如何处理，怎样保证有效监督？
现实中不是没有生动的例子：2009年，原湖南省新开铺劳教所所长兼湖南开关厂厂长彭策新因涉嫌受贿217万受审前，就曾数十次主动上交红包礼金，因此被奉为清正廉洁的干部典型。这说明，上交红包，有时是形势所迫，有时是为官之道，当然也不排除良心发现的可能——若果真如此，难道不嫌每次上交繁琐吗？拒收不就完了？
诚然，在腐败高发的现实环境下，没人否认重庆做法的进步意义，过于苛责倒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但是，正因为其有下决心整顿的铁腕和良好开端，所以希望当地能够摒弃运动式整风的理念，树立长效机制，并适时引入群众监督，从源头上杜绝人治的缺陷。
到那时，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加亮丽的成绩单——数字不是上升，而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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