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穿越时空的共鸣

蒋胜男

一、苦涩的城乡士农阶层差异

一曲高明的《琵琶记》，多少悲喜离合在其中。数百年来，它成为一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戏。

其实，戏剧中穷书生中状元，并不罕见。而当他们真的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时，此时往往人生路上出现两岔路，面对家乡的糟糠妻，有了两种选择——要么负心薄幸弃糟糠，要么力抗强权保糟糠。

弃糟糠的往往被人唾弃，比如《琵琶记》的前身就是“马踏赵五娘，雷劈蔡伯喈”的负心戏，包括陈世美和秦香莲，包括王魁负桂英。

保糟糠的虽然经历过波折，但男主角铁骨铮铮，丝毫不用犹豫地坚持信念，不管经历多少波折，都能走向最理想化圆满结局，比如说《荆钗记》里的王十朋，宋弘的“糟糠之妻不下堂”。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多么不可及的愿望。

可是，高则诚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出戏，一个软弱而不能坚持真爱的男主角，一段几乎成为是为负心而粉饰的戏，一部几乎没有坏人，甚至连反面角色都值得理解甚至最后还能变得通情达理的戏。

在整个宋末到明初，这么多的戏文，讲述负心的、守情的多不可数。但是为什么唯有《琵琶记》这部戏，会成为最经典的代表，会成为朱元璋赞不绝口的文学作品：“《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明黄溥《闲中今古录》）并且流传数百年，至今不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琵琶记》并不仅仅只是一部传奇而已，它反映的是最鲜活的生活，最深刻的悲哀，而这种生活和悲哀，远至上古，近至今日，仍然存在。蔡伯喈赵五娘一家的悲欢离合，上至千年以上，下至现代社会，都仍然存在。《琵琶记》所带给人们的感动，穿越时空而永恒共鸣。

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城乡差别。城市是权力、财富、物资、人文的荟萃之地。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总是体现为不同地域范围的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中心，城市中人享用城市资源比较集中的优势来保证统治阶层安全地享受城市相对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①而在农村，居住在乡野之中，日出而作，用最微薄的劳力挣取土地的收获，上交赋税，直接面对自然灾害，成为第一线的受害者。所以对于农村的人来说，进入城市似乎代表着一种更高一个层次的生活，曾经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网络文章叫“我用了十八年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就是一种典型地代表了农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苦苦追求。

而蔡伯喈迈入的不仅是城市，更是阶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迈入玉堂金马的官僚阶层，是从吃菜咽糠饿肚子迈入“煮狸唇和烧豹胎”、从补丁青衣到“穿的是紫罗襕，系的是白玉带”。（第三十出、阐询衷情）……这个阶层之难迈，更近于可望而不可及。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第十出、杏园春宴），几乎是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读书人的终极追求，这不仅仅代表着他的追求，也代表着他周边生存的群体对他的要求。这也就是《琵琶记》一开头，蔡公逼试、张太公劝试的原因。

对于年纪尚轻的蔡伯喈来说，他虽然有着“经世手，济时英，玉堂金马岂难登”（第二出、高堂称寿）“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皇池”（第四出、蔡公逼试）的欲望，但是又有着普通人的真实感情，他留恋着年迈高堂，新婚娇妻。

但是与蔡伯喈这样的还保持着爱情亲情留恋的年轻人不同，已经久历过世事艰辛，深知道跳上龙门才是脱出农门唯一出路的老人，却是用他们一生的辛酸，而体验出了这份对科举的热望。蔡公说：“我教你去赴选，也只是要改换门闾，光显祖宗。”“你若是做得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兀的不是大孝是什么？”“若是你做得官来时节呵，三牲五鼎供朝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同样的，甚至作为旁人的张太公也劝说：“秀才，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贵。你趁此青春不去，更待何日？”“秀才，你此回不去呵，可不干费了十载青灯，枉捱过半世黄齑？须知，此行是亲志，你休固拒。”（第四出、蔡公逼试）

他们为什么如此热望，因为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蔡伯喈此去之后，哪怕是蔡公年迈，“无人奉甘旨”，哪怕是张太公自己贫寒都要去义仓领救济粮还得分蔡家一半。但是无数的戏文，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愿望，一旦那个读书人身登龙门，那么一切的挣扎苦楚，都有了加倍的回报。

二、身登龙门，只是一个开始

当读书人离开家乡，那个贫苦挣扎将加倍地落到那个仍然留在农村的人身上。然而几乎所有的传统戏剧小说演义都在向那些留守贫困的人描绘着一个美丽的前景，只要对方考中科举，披上官袍，就能够万事圆满。所有的守望都能够得到超值回报，所有的苦熬都是绝对值得的。所以王宝钏可以苦守寒窑十八年，所以连张太公最后也能够得到一笏黄金。

可是，千百年来真正的现实告诉我们，其实守望变成绝望的更多，跳出龙门比彩票中大奖更难，跋涉的艰辛，生存的艰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甚至是落第后无颜见江东父老，无钱回故乡而流落终生的故事，比中举要多的多。

就象蔡婆讽刺的故事：“去到长安，那里无人抬举。他遂流落去街上乞食，见个平章宰相，他疾忙在地上拜着，叫声抬举他。那宰相道：我与你做个养济院大使，去管你爹娘。这孩儿自思道：做个养济院大使，如何管得自己的父母。比及他回家，不想他父母无人供养，流落在养济院里居住。他父母见孩儿回来，说道我教孩儿去得是，今日我孩儿做个头目，众人也不敢欺负我。你如今劝我孩儿去赴选，千万叫他做个养济院头目回来。”（第四出、蔡公副试）这一段故事讲述的主角，在亲人们的想象中荣耀无比，但是在京城真正的生涯中却沦为乞丐，这样的故事真是极尽对蔡公张太公之流热望执着的无尽讽刺。

当乡间的亲人怀着无尽的热望想象着“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时，他们是永远也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对于那个他们倍寄希望的人来说，“身登龙门”并不是辛苦挣扎的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高则诚作《琵琶记》，首开文人参与戏曲创作之风，所代表的意识，并不仅仅只是徐渭所说的“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高则诚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此前南戏由于曲文俚俗，“不叶宫调”，故不为文人学士所留意，然后他来写一部文人戏剧。②高则诚的《琵琶记》，绝不止提高了词曲的文采而已，而且在于《琵琶记》整部戏的思想性和现实性，都纯脱离了原来那种民间戏班子所演的状元戏或者负心戏之类的直接简单。并不象乡人村妇所想象的那样，考中科举等于一飞冲天无所不能，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范进中了举，肯定全世界都会来讨好他；准南王得了道，鸡犬都应该一起升天。如果那个中举得道的人，竟然不曾回馈乡里，那无疑就是负心的，活该糟天打雷劈（原版《赵贞女蔡二郎》），冤鬼索命（《王魁负桂英》），要让狗头铡铡了他（《秦香莲》）。民间艺人创作的戏曲反映的是朴素的低层民众弱势群体共有的意趣，有着他们共有的情感与愿望，充满了朴素无产阶级的贫富观。他们知道现实对他们不公平，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这不公平后面的含意。对于高官权贵们的盘剥，他们的愤恨，并不比他们的向往更强烈。他们埋怨权贵们的潜心理，更希望自己能够挤身这些享受特权的权贵中间或者沾上一光。这种状元戏的向往和对负心戏的痛快中，更反映着他们更希望他们的任何亲朋故友或者甚至是认识过的听说过的任何人带着他们一起得富，而不是均贫。

然而，比起市井小文人的想象意淫来说，作为曾经亲身经历过官场浮沉的高则诚，更深刻更现实地揭露了一点——身登龙门的人，只能够选择脱胎换骨斩断出身隔入环境做一个全新的人，或者放弃龙门回归原点。

整个城市、整个阶层是冷酷而现实的，对着一个新闯入的人，要么附依、要得被排除。

一个没有家世、没有人脉、没有助力，独身一人刚刚踏入官场的乡下小子来说，他们背负着整个出身地的无穷压力，面对着权势宦海孤立无援。如同蔡伯喈自述的：“我穿的是紫罗襕，倒拘束得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啊，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

所有的负心戏，是一个从乡村看待他们中间走出去的“得志者”，而要读懂《琵琶记》里蔡伯喈的行为，整个大都市名利场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近年来火热于网络文学电视界关于“凤凰男”的许多故事。

百度百科的解释说：“凤凰男，顾名思义，‘山沟里飞出个金凤凰’，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特指出身农村），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子。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得他们普遍具有家境良好的人所不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拼搏的狠劲，也给他们带来了事业上的发展，但是，当他们选择了身边的城市女子，并和她们携手走入婚姻殿堂，许多负面因素就显现了出来。例如，他们往往对千辛万苦负担自己求学的父母（有的还包括兄弟姐妹，甚至整个村子、整个家族）存在着沉重的负疚感，也因此衍生出强烈的责任感，认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是自己和妻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会被人‘戳脊梁骨’，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小家的利益，妻子的心情，就被排在整个家族的需要之后，妻子一旦对这种无穷无尽的贴补有所不满，小家庭就不可避免的掀起风暴。”

热播的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那些被几乎定为批判角色的男主角“何建国”“李亚平”们（为前述两部电视剧的男主角），其实另一面看，反映的就是蔡伯喈这一类“凤凰男”在进入城市后，在城乡矛盾之间进退维谷的处境。顾全城市这一头，就是被乡村指责为“负心”，顾全乡村这一头，则面临着被城市这一头所抛弃和排除。

赵五娘这个角色，代表的何止是一个农村的发妻！她手持的藜杖，代表着蔡公、蔡婆、张太公等农村这一头的所有诉求，她的琵琶弹出的是所有农村的底层对现实不公平表述的所有愤恨和控诉。

蔡伯喈们，就在这城乡的诉求之间折磨着，这边明明哀怨着：“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三被强，我衷肠事说与谁行？埋怨难禁这两厢：这壁厢道咱是个不撑达害羞乔相识，那壁厢道咱是个不睹事负心的薄幸郎。”（第二十四出、宦邸忧思）愤恨着：“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乾坤岂容不孝子？名亏行缺不如死”（第四十一出、风木余恨）。虽然时刻也想着家乡父母，却永远没有实际行动力，为的是“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第二十二出、琴诉荷池）。新弦旧弦，岂是新妻旧妻这么简单，更代表着他的新生活旧生活。在感情上他无法切割掉他的旧生活，但在理智上他更离不开他的新生活。

当然他可以坚持，但是坚持以后呢？离开功名，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子团聚尽孝，是他一直在牛府日思夜想的事，可是他只能想，没有行动。

他回到家乡又能够如何，“旷野萧疏绝烟火，日色惨淡黯村坞。死别空原妇泣夫，生离他处儿牵母。”（第二十出、勉食姑嫜）对于整个底层阶层的苦难，一个穷书生又能如何？也许三十年后，他和赵五娘也只不过是另一对饿死的蔡公和蔡婆。

三、戏剧与现实

《琵琶记》是一个很现实的戏剧，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很生活化，很现实化。且不说蔡伯喈的处于功名场和出身地的进退维谷，蔡公的逼儿赴试为的是儿子做了官能够“三牲五鼎供朝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第四出），但是到了最后临近饿死时忏悔自己误了儿媳的哀叹，都是一个一生处于底层希望摆脱困境，刚愎自用又本性善良的普通老人。蔡婆一个农村老太太，舍不得儿子、抱怨丈夫、怀疑儿媳私藏好吃的行为并不慈爱，但绝对真实，而她发现误会儿媳时痛悔道歉夺糠哽住身亡，都是普通的底层百姓常见的算计和善良。甚至包括有点反面角色的里正社长，也同样很生活化：“身充里正实难当，杂泛差徭日夜忙。官司点义仓，并无些子粮，拼一顿拖翻吃大棒。”“因充社长勾当，谁知也不安宁。又要告官书题粉壁，又要劝民栽种翻耕，又要管淘河砌磡，又要办木桶麻绳。”这边抱怨杂差徭役上司家庭社会不公平，那一边偷空儿占点便宜私分得理直气壮，不也是跟现在许多乡镇村里的现状相似。

许多民间的同类戏剧中，最常见出现的是男方得中高官，于是原配挟满腔激愤，直接于大庭广众之下扯住负心人质问声诉——通常若是负心戏，便换得了对方立马翻脸明驱暗杀等行径，若是坚守戏则是对方立刻表白相认破镜重圆皆大欢喜。而张太公在赵五娘打算上京寻夫时的那一段劝告却是完全不同，尤其经典，那是一种洞明世事的悲凉：“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唉，蔡郎原是读书人，一举成名天下闻。久留不知因个甚？年荒亲死不回门。五娘子，你去京城须仔细，逢人下气问虚真。若见蔡郎谩说千般苦，只把琵琶语句诉原因。未可便说他妻子；未可便说丧双亲；未可便说裙包土；未可便说剪香云。若得蔡郎思故旧，可怜张老一亲邻……”（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秦香莲就欠张太公之类的老人一番告诫啊！

《琵琶记》里每个人物都很现实，而唯一非现实的，却是牛小姐这个人物。蔡伯喈归不得家，赵五娘寻夫上京，故事至此成了一个死结。中国传统戏剧中有一种手法叫“戏不够，神仙凑”，而琵琶记里的神仙，不是帮助赵五娘垒土成坟的山神土地白猿使者黑虎将军，而是神仙人物牛小姐。如果没有牛小姐出乎意料的伸出援手收留赵五娘，设计书馆琴诉，并自甘居于次位，又帮助蔡伯喈说服牛丞相让他还乡，圆满了这个故事，那么蔡公蔡婆的冤死、赵五娘的坚贞、蔡伯喈的悲怨，都统统没有了着落，没有了结果！

牛小姐的不现实，在于这个剧本太现实，而这样的现实，从《琵琶记》创生之日起往前推一千年，往后再推一千年，恐怕都还无法解决。但是，在一部戏里，必须要给人看到一个结果，所以只能有一个神仙般的牛小姐出来，解决掉这样的现实。

从封建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琵琶记》里的故事依然存在。以前是古代书生赴考，现在是高考跳农门，甚至推而广之，农村的要送到城里去，小城要送到大城市，城市要送到外国去。付出的代价不止是骨肉离散，那高昂的学费是全家人数十年血汗，举债多年，甚至还有类似张太公这样乡邻亲朋的付出。有多少蔡公蔡婆全家供养地送出去，倚门望断盼不归，病倒床前无孝子，身死万里难送终。而蔡伯喈们身处社会夹缝，比别人起步低、比别人少助力、比别人更努力，比别人更多负累，在繁华都市中挣扎求生，一头是千军万马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成功路，另一头是万般困苦中把他当成救命稻草的父老乡亲。

无数的报导，大学生们毕业等于失业，而他们的身上，却还背负着无穷的债务、无尽的负疚，蜗居城市，节衣缩食在街头寻寻觅觅着每个工作机会的现代蔡伯喈们，他们连自立都难，何以背负何以偿还仍在乡间的蔡公蔡婆们的殷殷期盼？不管再过多少年，那些仍然在乡间挣扎于贫困的蔡公蔡婆们，在看到《琵琶记》里的字字句句时，又怎么会不落下感同身受的眼泪。

甚至于连帝王将相也一起感同身受。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十分推崇《琵琶记》，并说过：“五经四书，布帛菽栗也，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②

当时据说有一千多出戏剧，朱元璋为什么会独独赞赏这出戏。有些旧解释说，那是因为《琵琶记》宣扬了“忠臣孝子”的教化，如果仅仅是出于封建帝王的教化，难道说这么多戏中，只有一部《琵琶记》不成？

朱元璋的感叹与其说是政治目地，更不如说他的确是被《琵琶记》感动了，他有了共鸣。蔡公蔡婆的饥饿绝望，他也曾经有过。赵五娘遇到胥吏恶霸，他也曾经遇到过。甚至蔡伯喈式的无奈难退，他就算身为皇帝，也未必没有同感过；

当年他起义时，何曾不是饿慌了，何曾不是遇上了太多强权逼人，何曾不是想着为了让他身边的人，甚至是他的乡人吃饱饭。可是就算做了皇帝，他最初的理想最初的愿意，也同样没有办法实现。登上帝位，就代表着他投入到上层建筑中去，代表着他再也回不去他的出身阶层。他吃饱了饭，可他的家乡仍然饥饿。凤阳花鼓说：“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蔡伯喈也许还能回去，可他却永远无法再回去了。

戏剧是一种文学载体，可它又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载体。谈论《琵琶记》的成就，在文学上固然份量很重，可是在社会性更是其他剧目无可比拟的。

只要这种地域差别还存在，为了这种地域差别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群还存在，《琵琶记》就永远还存在着它穿越时空的魅力和共鸣。

参考文献：

①：周荣《明清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和城乡互动》2006-09-24《光明日报》

②：徐渭.南词叙录[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