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论》

文/袁林（老本杰明） 

《中国论》，一篇标题恢弘的文章，但是听说过它的人应该不多。下面咱们就来说道说道。

众所周知，“中国”二字，最早见于西周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此处所谓“中国”，有三个意思，其一是地理称谓，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二指称天子居住的地方（宅兹中国）；第三有文化属性，中国，即华夏文明覆盖之地。

这种包含地理、政治、文化属性，但并非特指国家的称谓延续数千年，直到清代，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中国”二字开始进入正式文件，且逐渐与“大清国”拥有了同等地位。

《清实录》中有明确记载：

雍正：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

同治：阿勒台乌梁海等处，均系从前赏给蒙古游牧之地。其为中华旧有，实有明证......中国必须力求自强之策......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
    慈禧：亦以劝人为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艰辛，我中国既称礼义之邦......此事为全球各国所注意，实我中国大局安危所关。

   《中国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论》诞生于1034年，时为宋仁宗景祐元年。作者石介（1005-1045），字守道，今山东泰安人。石介是北宋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推崇儒家道统，力排佛老，勉励倡导古文运动，有《徂徕集》《唐鉴》《易解》《三朝圣政录》等存世。去世后，文坛领袖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

《中国论》是一篇千字文，体量不大，但它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从政治、地理、文化、民俗诸方面论证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文章，在中国名称的沿革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最初，作者从葛兆光老师的《文化史与文明史》课堂讲录中看到《中国论》。葛老师说，他（石介）大概是第一个用“中国”作为论题的。

那么《中国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我以为大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文化属性；其二，中国与其周边世界的关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所谓惑乱中华的佛道两教的猛烈抨击。

有宋一代，无论南北，外族的威胁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这一点与唐代截然不同的，太宗李世民豪气冲天，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盛世大唐，周边没有敌人，四夷藩属万邦来朝，因此（至少在安史之乱前）大唐君臣百姓不存在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

宋代就不同了，大宋从立国之日起，边患就无时无刻威胁着的西部北部边疆，辽、金、蒙古隔三差五对宋朝展开车轮大战，与此同时，西夏吐蕃也不甘心做吃瓜群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原地区汉民族对于国家、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的认同感日益高涨，而且，异族的压迫越重，大宋臣民的焦虑就越发强烈。“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失去中原地区，中华民族就没有根了，把我们的家园交给逆胡？这是地老天荒的悲怆啊！在这个大背景下，在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危机感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论》应运而生。

《中国论》都说了些什么？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文章开篇明示：中国处于世界中心，它的周边都是蛮夷。接下来是作者对“中国”的定义：“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丧泣所自制也，果瓜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

那么中国之外的“四夷”是什么状况呢，石前辈这么说了：“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

那么如何定性中华文明呢？石前辈是这么说的（以下改白话文）：仰观天象，天上有二十八宿万古恒常；俯察地理，天下分为九州，在在分明。天地之间，我们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的身份认同，不越雷池一步。无视或不具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相处之道德准则者，“皆外裔也”。身处二十八宿之外的人侵入二十八宿之内，是祸乱天下的秩序。九州分野之外的人进入九州分野之内，是悖逆人伦道德的行为。“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

石介先生是坚定的儒家卫道士，在《中国论》里，他老人家举起左手高扬儒家大旗，挥动右手横扫佛道两家。

“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

这里说的是佛道二教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企图改变中国人的信仰、风俗、文化、礼乐乃至服装饮食。站在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尤其在那个时代，作者的偏激立场可以理解，但是石老师讲“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这就不对了，佛祖没有到过中国，传播佛家教义的也不是什么巨人，而是信徒大众。石老师又说，“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老子出函谷关，一路向西，居住于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这似乎跟胡人无关，说他老人家“自胡来”，这是改了圣贤老聃的民族属性吗？颇令人费解。

古人坚信天圆地方，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大地运行，中国居于大地之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四夷居于蛮荒，属于大地的边角料，他们必然落后野蛮，这是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中国论》如此结尾：“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中国与四夷，大家都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各守自己的家园，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天下的规矩。当然，这也是石老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