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之深度解读

文/袁林

众所周知，北宋版《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张择端，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它不够准确全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除过大型壁画，它就是绘画史上数一数二的巨制。 画中出现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有500余人说，815人说，1695人说，差距何以如此之大，笔者不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画中人物数不胜数。此外还有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人物多为动态，他们衣着不同，神情气质行为各异。进一步仔细观看，画面每个局部都充满戏剧性，如果画家缺乏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恐怕做不到这一点。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此庞大细致的描绘，是张择端一个人完成的吗？如果他每天拿着画架从早到晚去写生，那得多大工作量，要耗费多少时间？还有，如果是私人创作，谁能满足他日复一日的费用支出？纸张画笔尚在其次，一日三餐如何解决？张择端并非富豪，父母都是平民，在东京大都市作画，“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他得租房，要吃饭，这可是一大笔开销。要干成一件大事，广交朋友不可少，还要想方设法结识权贵，打通关节，种种开销更是无法计量。

北宋最大的文化工程

说到此处言归正传。鸿篇巨制《清明上河图》，其实是宋徽宗赵佶倡导并亲自过问的文化工程，意在宣传大宋帝国的繁荣昌盛。

赵佶有此念头，还要从老爹宋神宗赵顼说起。赵顼任用王安石施行改革，出发点很好，但是副作用也大，直至“民怨沸腾”。在此期间，有一位叫郑侠的业余画家，担任京城安上门监，每日坐在城门口执勤，目睹城外饥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顿生为民请命的豪气，于是现场写生，创作出《流民图》，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意在指控王安石变法误国害民。

《流民图》影响很大，成为保守派攻击王安石的重要推手。然后，神宗死，哲宗、徽宗相继上台，为了继承乃父神宗的遗志，消除《流民图》的负面影响，彰显物阜民丰的大好形势，身为书画大师的赵佶决定以画笔作武器，为赵官家树碑立传。此乃《清明上河图》诞生的大背景。

创作《清明上河图》的详细经过，史书并无记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通过一些零碎的历史记载，写出长篇小说《汴京残梦》，用生花妙笔再现了《清明上河图》的诞生过程，不乏合理的想象，但是基本情节、时间节点和主要人物，均有史实依据。

宣和四年（1122年），遵皇上旨意，《清明上河图》创作组应运而生。该机构隶属朝廷书画局。书画局是当时特有的文化机构，源于赵佶对于书画的狂热爱好。

创作组的第一任牵头人不是张择端，他叫刘凯堂，官职为将作监。所谓将作监，乃是掌管宫廷、寺庙建筑以及各类工艺品设计制作的官职。严格说来，这个职务更接近工程师设计师。

刘主持手下有十多位画家，他们领取朝廷俸禄，每日活跃于汴梁城的各个角落，深入生活，记录市井画面的方方面面。譬如船只，《清明上河图》里的船只形态各不相同，后人考证，《清明上河图》里的这些船只各有用途且精准写实，据说为了画好这些船，创作组的画家特意前往船厂蹲点写生，一去就是数十天。

刘凯堂有水平，但性格耿直，脾气火爆，手下的写生画稿稍有差池，他的训斥打骂随手就来。

刘凯堂或许没有吃透皇上的心思，经常宣扬此画作一定要真实可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是如此一来未免会暴露大宋帝国首都的阴暗面，比如无处不在的妓馆，每隔三五百步就会出现的巡捕屋等等。

刘主持也不会善待下属，任上呆了一年多，手下怨声载道，只好卷铺盖走人。但是由于他的严格管理，一年多毕竟留下了大量手稿，这也是功不可没呢。

第二位主持何叙，是刘凯堂的反面，每天上班掂一壶烧酒，吟诗喝酒，云遮雾罩，手下人爱干啥干啥，上任不足一年又被解职。

接下来就轮到了张择端。

               总设计师的思路

     张择端，翰林学士，早年攻读经学，后改行学习绘画。

这里多说几句。北宋的科举考试跟我们想象的不同，当今人们对于“科考”的理解，基本源于明代，所谓的“八股取士”。北宋不是这样的，经王安石改革，到徽宗一朝，北宋的科举考试分别为经学、算学、画学和医术，文科理科各占一半，应该说很先进了。经学是必须的。一个求上进的年轻人，即使你是美术天才，但熟稔经学已然必不可少。这跟当今高考有些相似。后来，源于赵佶对绘画的挚爱。一些美术天才可以不经过经学考试，直接进入国家级的书画局。据说张择端就是破格录取的。

史书载，张择端“工于界画”，尤其喜好绘制“舟车市桥郭径，得以自成一派”。所谓“界画”，可以理解为使用工笔画手法描绘房舍舟车。

朝廷这一次真正是任人唯贤了。张择端的创作风格，恰好适合宋徽宗对于画作主题的要求，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雷厉风行的主。

张择端上任不久，便拟定了这幅旷世巨作的题目：《清明上河图》。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如此解读：他（张择端）对部下解释，其一，此处的“清明”不是清明节，而是泛指春天，万物复苏，欣欣向荣。

其二，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命名，乃是秉承了“今上”的意思。“今上”者，徽宗赵佶是也。这或许可以证实，当初若无赵佶点头，“清明上河图”这五个字在中国绘画史上就不会出现。

 由于前任刘凯堂的尽职尽责，书画局积累了成百上千张画稿，张择端一一翻阅，思路逐渐清晰。

东京汴梁，百万人口，百业兴旺，用一张五米多的窄幅画卷表现都市生活全景，一定要巧思安排，去芜存菁。比如饭馆酒肆，一般都是扎堆经营，若如实去表现美食一条街，那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安排果品一条街，妓馆一条街？如果全部如实表现，别说五米多，就是五十米画卷也是不够用的。

按当今的说法，《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画面很美，过程很繁琐

 由于前期积累了大量画稿，加上清晰的创作思路，张择端上任不足一年，《清明上河图》便基本杀青。

话虽这么说，但是想一想创作过程，想必是极其繁重的。

《清明上河图》创作组有十多位画家，每日活跃于汴梁城的各个角落，记录市井画面的方方面面。

黄仁宇徐先生在《汴京残梦》中如此描述：

书画局“十二人分作四组，先自京城垣河渠街巷据实描写，又用另纸临绘人物牲口舟船车马，再由主持掺和翰林院学士研究，从草稿之中选择编辑成章。”

 “他们（创作组的画家）的工作，则是由张择端决策之下，各利用过去街头写实的经验，也尽量参考现存的画稿，先作横宽不及一尺的画幅二三十幅，又免不得增减损益，加入当中纤细之处……直到几度修正，才誊缮在纸上供御览，经过圣上批可，才用蜡纸蒙在绢上去（作画）。”

在绢上描画人物，由于笔锋极为纤细，画家们需使用一种特制的毛笔。笔尖饱蘸墨汁之后，放在一边，经过一昼夜后水分蒸发，柔软的毛笔尖就变得如同铅笔。用这种笔在绢上勾勒出若隐若现的线条，然后画出图像。

这样的操作可以说聪明至极。如果直接上墨笔描绘，那五米多长的白绢不知要损耗多少呢。

            有两幅《清明上河图》

现今主流说法，《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徽宗一朝，通过《汴京残梦》的描写，我们不妨将时间确认得更精确一些，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完稿时间应该在1125年春夏之交，这个时间节点真好，它恰好站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巅峰。当年秋，北方烽烟四起，局势危如累卵，越年为靖康元年，金军攻破汴梁，繁华盛景顿时扫荡一空。

金军大兵压境，有史料称张择端“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将作品呈交，并遵旨描画出备份，之后便返回山东老家。 他在金军破城前不辞而别，躲过了浩劫，但是他“失位”了，也就是擅离职守。之后不可能再为朝廷服务，后半生只能“卖画为生”。

 1126年（靖康元年）1月31日，金军包围京城汴梁，受到李纲率领军民奋力抵抗而未能破城。当年冬天，金军再次围城，强迫宋朝缴纳金银骡马女子，宋钦宗率领手下一帮软骨头前往金军大营，低三下四，哀求再哀求，最终也没能逃出生天。金军破城，将繁华东京劫掠一空。1127年4月，掳掠宋朝皇室大臣嫔妃金银珠宝书画典籍北还。此奇耻大辱，史称靖康之难。

 经历了浩劫，两幅《清明上河图》，一幅焚于战火，另一幅被金军掠去。

按说，正本副本出自同一人之手，应该跟复印没有差别。但是黄仁宇先生认为并非如此，他有证据。

《清明上河图》创作过程中，徽宗赵佶膝下排行二十的小公主柔福，年方十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她要把她自己放入画中。柔福公主（宋朝称帝姬）是赵佶的心肝宝贝，她想入画，找个人来画就是，于是经大太监杜勋操作，找来画家徐承茵现场写生，其画中身份，是一位站在轿前服侍轿内主人的小丫头。遵照赵佶的旨意，《清明上河图》必须表现百姓市井生活，皇室及高官显贵均不得入画，所以柔福公主作侍女装扮。

接下来故事很复杂，此处删繁就简。

金军大兵压境，赵佶匆忙中将皇位交给大儿子赵煦，是为宋钦宗。皇上换了，下面的大大小小自然也要换，新任皇帝的管事太监梁师成秉承上意，吩咐张择端作画时，把原图中那个奉茶的小侍女（柔福帝姬）换下。

如此推理，两幅《清明上河图》里就有两个不同的侍女了。巧合的是，本文作者不久前在网上观看《清明上河图》图片，其中就有一张轿前侍女图，看模样有三十多岁，相貌平平，并无十六岁小公主的娇憨调皮。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此事属实，现今我们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应该是那个备份了？

在《汴京残梦》结尾处，黄先生卖了一个关子，他写道：“当日徐承茵所画柔福小像，则事隔八百余年，又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现，此淘气的小妮子仍栩栩如生，由本书作者向藏件主人得描绘如下。”

《清明上河图》历经金、元、明、清，辗转流落八百多年，抗战期间，溥仪把它带到长春，抗战胜利后该画流落民间，1949 年在吉林通化被发现，送至北京故宫，收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