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八佾篇》：“子夏问曰：‘“巧笑倩矣，美目盼矣，素以为绚矣。”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温邑人（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孔门后期弟子之一。《荀子·大略》中说：“子夏贫，衣若县鹑。”“县鹑”是指身上的衣服破烂得像悬挂着的鹌鹑，可见他出身卑微，家境贫寒。

子夏为人拘谨，行事保守，性格沉闷阴郁，平时寡言少语，难得有开心的时候。他社交面不广，朋友不多，但是他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所以孔子称赞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子夏心胸不够开阔，遇事爱钻牛角尖，经常会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反复纠结，比如有段时间他在“先王之义”与“富贵之乐”之间难以做出选择，为此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整个人消瘦了许多[]。孔子对子夏的评价不高：“商也不及。”[]“不及”就是处世相对消极。又说：“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意思就是，子夏为人格局不大，过于小气。《孔子家语》中也说他“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之”[]。

子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曾勉励自己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就是，求学者每天都要反思尚未学会的知识和技能，每月都要温习已经学会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他投到孔子门下后学习更加勤奋刻苦，儒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故而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名列“文学”优等。

《诗》《书》《礼》《乐》是儒学的基础课程，孔门弟子不论长幼贤愚，人人必修。子夏在《诗》（《诗经》）学方面成绩优异，后人说他“习于《诗》，能通其义”[]，据传《毛诗·序》就是他写的。在学《诗》过程中，子夏能够静下心来深入思考，通过理性分析来领悟《诗》中的深刻道理，比如他能从《诗经·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诗意分析延伸到探讨“礼”之功效，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再比如他对《诗经·大雅·泂酌》中的“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两句诗的思想内涵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就不厌其烦地向孔子请教，孔子不得不从“五至”论述到“三无”，再从“三王之德参于天地”论述到“何谓无私”，为他做出全面详尽的解说[]。子夏学《诗》不局限于对诗句的理解和诠释，他还对诗三百篇的编次排序进行研究和分析，比如《关雎》编排在《国风》之首，全诗以“关关雎鸠”起兴，主要抒发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男欢女爱之情，孔子对这首爱情诗的评价极高，称其为“至矣乎”。子夏对此不太理解，于是就向孔子请教，孔子解释道：“《关雎》的思想内涵已经达到极致！因为诗中所描述的男欢女爱之情蕴含了天地相合、阴阳相成的深奥道理，全诗艺术形式完美，思想内涵丰富。故而被编排在《国风》之首。”子夏听后深受启发，他由衷地感慨道：“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地。”[]

《书》（《尚书》）是孔门儒学必修课程，《书》中记载了上古帝王治理国家的许多政治智慧和成功经验，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子夏在《书》学方面也很用功，他曾向孔子请教《书》中诸篇的主题思想和深刻道理（“大义”），孔子从“观美”、“观事”、“观政”、“观度”、“观议”、“观仁”、“观诫”等七个方面为他进行了详细解说，使他深受教益[11]。在孔子的悉心指导下，子夏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把《尚书》全部读完了，孔子让他谈谈体会，他说：“《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孔子欣慰地对他说道：“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里也。”[12]孔子虽然对子夏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但同时又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勉励他继续深入地研究《书》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历史经验。

《礼》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儒学科目，主要包括礼制规范和礼仪规范两个部分。学习礼制规范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颜渊、冉雍等孔门早期弟子牢记孔子关于“克己复礼为仁”的教诲，严格遵从礼制，不断提高道德修养。然而子夏在习礼方面则过度关注礼仪的琐碎细节，反而忽略了对于礼制精神的理解，所以孔子告诫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3]“儒”是儒者，儒者以执礼为业，习礼日久，有的人能领悟礼之本（礼制规范），有的人徒具礼之形（礼仪规范），子夏就是这种不知礼之本而徒具礼之形的习礼者。子贡对此也评论道：“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14]意思就是，子夏在与人交往中能够分得清上下迎送等礼仪细节，所以他不至于因为小人而遭遇凶险。子游则借由他的门人来表达批评意见：“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矣。本之则无，如之何？”[15]“洒扫应对进退”都是一些琐碎的礼仪细节，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礼制精髓，这些琐碎小事也未必能做好。

《乐》是周朝官学，孔子继承官学传统，在儒学中也设立《乐》教，主要教授音乐的基本原理以及陶冶情操的特殊功效。子夏通晓音乐，操琴鼓瑟非常熟练，他居家服丧三年后去拜见孔子，孔子让他弹奏素琴，他能通过琴声表达有所克制的喜悦之情，孔子称赞他道：“君子也。”[16]子夏对古代音乐也很有研究，他在魏国讲学期间，魏文侯曾向他抱怨说，自己听见古乐就昏昏欲睡，听见溺音却不知疲倦。子夏则向魏文侯深入阐述了古乐“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音“姦声以滥，溺而不止”的道理，有关论述涉及许多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听后让人深受教益[17]。

子夏对历史研究很有兴趣，他不仅熟知许多历史事件，还能精确记住一些具体细节。比如有一个喜欢读史书的人对他说，晋国军队在一次战役中是三豕时刻渡河的，他立即纠正说，晋军是在己亥时刻渡河的，由于“己”与“三”字相近，“豕”与“亥”字相似，所以史官记录时搞错了。那个读史书的人后来去请教晋国史官，结果证明子夏所说的渡河时间是正确的[18]。孔子根据子夏擅长记忆、好论精微的特长，重点向他传授了《春秋》。《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春秋》是孔子参与整理和编修的一部重要史书，孔子治学态度严谨，文字使用规范，“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9]。《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因《序》曰：“昔孔子受瑞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宝书。”《春秋纬·说题辞》：“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子夏受传《春秋》于孔子后，他对春秋这段历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且多有心得。不过他研读《春秋》重在阐述微言大义，故而后人说：“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20]子夏认为，研究历史可以知兴衰，明治乱，所以他反复强调研读《春秋》的重要意义：“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虎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21]他把春秋时期发生的弑君杀父事件进行了归类总结，认为这些悲剧都是行久而积成的，因此他告诫当政者说：“《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22]关于当政者如何维持统治权威的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持势”的观点：“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23]后来有人据此认为子夏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24]。

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由于子夏年纪轻，经事少，所以他对于儒学修身的一些核心理念理解得都比较肤浅。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25]“学”、“志”、“问”、“思”都是与求学相关的思维活动，求仁则重在“行”，即视听言动等行为都必须符合礼制规范，孔子说：“力行近乎仁。”[26]可见他对于“仁”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理解不到位，修行自然不到位。再比如他对于“信”的理解也只停留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层面上[27]，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28]孔子认为，言信行果只是一种小人之信，这种“信”只有在“仁”、“义”、“忠”等道德规范的节制下才具有意义，所以他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29]同样，子夏对于“孝”的理解也是比较浅薄的，他曾向孔子请教有关孝的问题，孔子答道：“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30]“色难”是指子女（晚辈）侍奉父母（长辈）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温和愉悦的容色，这种容色体现了内在的“敬”[31]。然而子夏对自己的要求是“事父母，能竭其力”[32]，这就如同“服其劳”、“有酒食”之类的有孝养而无孝心，孔子当然不会满意。

在政治方面，子夏虽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他对于出仕为官却不太积极，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出仕为官，他答道：“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33]由此可见，他出仕为官是有原则的，首先必须得到信任与尊重。他承认“学”与“仕”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34]，但是他在内心里却认为“学”要优于“仕”，所以“学”不必“仕”，这种为学者的优越感是若干年后由荀子言明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35]

子夏曾受聘出任鲁国莒父（今山东高密县东南）邑宰。莒父是鲁国公室所有的一个下邑，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与卫、晋紧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子夏赴任之前专门去向孔子请教为政问题，孔子深知莒父邑长期以来政务废弛，经济凋敝，民风刁蛮，习俗鄙陋，治理难度很大，因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方面的施政建议：“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36]“无欲速”就是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莒父邑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不能上任伊始就改弦更张，推行新政，这样做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功亏一篑；“无见小利”就是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凡事要从大局出发，立足于长远发展利益。子夏在莒父邑的为政情况，各类典籍中均无记载，可见他在任邑宰期间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政绩。

孔子去世后不久，子夏便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讲学，门下聚集了一大批精英，“如田方子、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授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37]，连魏文侯也拜他为师，经常向他咨询治国理政问题。子夏在魏国西河地区传授儒学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名声一度超过孔子。

子夏晚年因丧子痛哭而导致失明，此后他便回到温邑故里，离群索居，死后葬于温邑。

《论语》中收录了许多子夏言论，说明他在孔门中地位颇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后儒对子夏褒贬不一：孟子说他“有圣人之一体”[38]，就是在某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长处；荀子则斥之为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39]后世对子夏颇为尊崇，不仅让他从祀于孔庙，唐开元年间还追封他为魏侯，宋成淳年间又加封为河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