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论语·子张篇》：“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比孔子小四十五岁[]，与子张、子夏、曾参等人年龄相仿，同为孔门后期弟子（“后进”）。孔门弟子大多是鲁、卫、宋等国人，唯有子游是吴国人。吴、鲁两国相距甚远，子游不远千里，孤身一人来到鲁国投在孔子门下，可见他对中原礼乐文明和孔门儒学文化无比崇拜，心向往之。

子游虽然拜入孔门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他学习勤奋努力，学业进精，对于古代文化典籍和礼乐知识钻研尤精，成绩优异，故而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名列“文学”优等。子贡在与卫将军文子的对话中称赞子游道：“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则不妄，是言偃之行也。”意思就是，子游思维缜密，做事沉稳，因此很少犯错。孔子对此也表示认可，他说：“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讯，欲给则豫。当是如偃也得之矣。”[]“豫”同预，事先准备的意思。子游平时非常注意知识积累和能力储备，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他都能够从容应对。孔子对他做出高度评价，可见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论语》中关于子游言与行的记载不多，《为政篇》中载有“子游问孝”，《雍也篇》和《阳货篇》中载有“子游为武城宰”，武城（今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是鲁国西北边陲的一座城邑，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有一次，孔子前往武城考察，刚到城外就听见阵阵弦歌之声。入城后孔子开玩笑地对子游道：“割鸡焉用牛刀？”意思就是，对于乡野鄙夫没有必要实施礼乐教化。子游则反驳道：“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学道”就是学习礼制规范和做人规矩，“学道”是不分居住在城里的贵族和生活在乡野的鄙夫的，而且这话是孔子自己说的。孔子自知刚才失言了，于是就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接着又问子游在武城有没有发现什么人才，即“得人”，子游向孔子推荐了他手下的一个叫澹台灭明的小官吏，称赞他为人正直，公正无私，孔子后来破格把他收归门下。子游对于“得人”之事似乎格外热衷，他随孔子到卫国游历时，与卫国公室贵族将军氏的惠叔兰过从甚密[]，于是他又把惠叔兰推荐到孔子门下受业[]。此外，《里仁篇》和《子张篇》中各收录了子游的一句言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丧致乎哀而止。”前一句应该是对孔子“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的解说[]，后一句则是孔子“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的解说[]。总体来看，子游的言论重在阐述孔子的思想。

《礼记·礼运》中载有子游陪侍孔子参加年终蜡礼之事，并由此引出孔子关于“大同”和“小康”的长篇宏论。孔子在言论中对于古代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礼制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做出全面阐述，内容非常丰富，思想非常深刻，是研究孔子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弟子应答时大多是因人而异，比如对于樊迟、子路等弟子，他通常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然而对于少数几个优秀弟子，他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孔子能够滔滔不绝地与子游谈论古代礼制的相关知识和深奥道理，说明他对子游格外器重，对他的知识储备和领悟能力也充分认可。孔子关于古代社会“大同”和“小康”的长篇论述由子游记录与整理，再由其弟子传承和完善，最终收入《礼记》之中，因此子游对于孔门儒学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是巨大的。

子游和子夏都是孔门后起之秀，他们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并列“文学”优等，但是由于二人在研修儒学的方法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彼此并不友善，甚至相互攻讦，子游曾评价子张道：“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在《论语》中，只有孔子对弟子做出“未仁”的考语，同门之间做出“未仁”的评价，确实不太礼貌。子游认为，习礼应该通过学习古代典籍来理解礼制的精神实质，没有必要在一些琐碎的礼仪细节上浪费时间，所以他公开批评道：“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洒扫应对进退”都是琐碎的礼仪细节，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是舍本逐末。子夏也公开反驳道：“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如草木，区以别之。”意思就是，君子习礼不应分先后、本末、始卒等，只需在每一个礼仪细节上认真练习就可以了[]。

子游对孔子是非常敬重的，他绝不能容忍有人诋毁孔子。孔子去世时，鲁国民众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悲伤，于是政卿季康子就不怀好意地问子游道：“我听说郑相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人悲恸不已，男子解下了佩玦，女子卸下了簪珥，里巷哭声不绝，笙竽不作。然而孔子去世的时候，我却没有听说鲁国人如此悲伤，他们似乎并不爱戴你们敬重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子产是郑国政卿，他的为政风格是“其养民也惠”[]，就是善于施惠于民，在礼乐教化方面却无所作为，然而孔子最重要的为政理念是对民众实行礼乐教化，两种施政策略与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子游从容应对道：“子产对民众施以小恩小惠，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像浸水灌溉庄稼一样，水流到的地方庄稼就能生长，水流不到的地方庄稼就会枯萎；而孔子对民众施以礼乐教化，却是化人性于无形，就像膏雨从天而降一样，普天下的民众虽然不知天雨从何而至，但是他们都能感受到膏雨的恩泽。”[11]

孔子去世后，众弟子在孔子墓前结庐守孝三年，然后各自散去。子游后来回到吴国传授儒学，鼎盛时期门人多达数百人，对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做出巨大贡献，故而被世人誉为南方夫子。子游死后葬于东吴虞山东麓（今江苏常熟城郊），当地现今仍存有言子墓、言子故宅、言子专祠、言子故里等遗迹。

后儒对子游的评价褒贬不一，孟子称赞他“有圣人之一体”，[12]荀子则贬之为“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嗜）饮食”的贱儒[13]。后世对子游非常尊崇，唐开元年间他被追封为吴侯，宋大中祥符年间又被加封为丹阳公，明嘉靖年间则被定称为先贤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