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在位时期，季氏宗主季康子为鲁国政卿，其父季桓子病重时曾对他说：“我死之后，你肯定继任鲁卿，到时候你一定要征召孔子回国辅政。”季康子继任鲁卿之后，齐、鲁两国相互攻伐，战事连年，急需像孔子这样从政经历丰富的老臣辅佐，于是季康子便委派特使到卫国去礼聘孔子归鲁，孔子欣然同意了。

孔子回到鲁国后，季康子奉他为“国老”，时常向他咨询为政方面的问题，《论语》记载了不少季康子问政于孔子的言论，不过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比较简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季康子问于孔子》一篇，虽然篇幅较长，但是错漏简较多，许多地方无法读通，不过在思想内容上与《论语》是基本一致的。

季康子问孔子道：“我担任政卿以来，一直没有摸清管理民众的门道，我也不怕您笑话，您能给我讲一讲管理民众的方法吗？”

孔子答道：“用君子之德来感化民众 []，这是在大位者管理民众的重要任务。”

季康子又问道：“请问什么是君子之德？如何用君子之德来感化民众呢？”

孔子说：“君子之德就是在大位者善待民众的仁慈之心。在大位者处于统治地位，对民众负有教育和督导的责任，如果民众不服从管理，就是在大位者的耻辱。所以在大位者要勤修其德，谨言慎行，在民众面前要展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雅的君子风度，让民众望而生畏，心悦诚服。这就是用君子之德来感化民众的方法。齐国贤相管仲曾经说过：‘在大位者保持恭敬的姿态就能做成事情，态度骄横就会自取其辱，说话过于随便就容易发生灾难。’”

季康子说：“您的话很有道理，希望能改变我。”

孔子觉得季康子能够听得进自己的话，于是继续说道：“晋国大夫孟子余（赵衰）曾经说过：书是记载在大位者德行的，诗是表达在大位者志向的，义则是规范在大位者言行的。在大位者的一言一行都成为民众效法的榜样，在位君子勤修其德，民众必然加强自我约束。”

季康子说：“以前我比较糊涂，做了不少错事，希望您能多开导开导我。”

孔子说：“您言重了，不过我愿意与您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我曾听有德君子说过：在大位者无需事事由自己拿主意，只需按照先人的做法就可以了。先人遵行的，您也遵行；先人改变的，您也改变；先人厌恶的，您也厌恶；先人废弃的，您也废弃。总之，您要把先人制定的礼乐制度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遵循，一切都必须依礼而行。此外，您在用人方面也要打破传统，选拔和任用贤人，把他们作为民众学习的榜样，这样就可以带动所有人积极向善。”

季康子对于所孔子鼓吹的礼治主张不太赞同，因为在大国争霸的严峻形势下，礼治主义并不能解决眼前的危机，刑罚等强制手段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施政效果，所以他说：“礼乐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先人也非常重视刑罚制度，古人曾有言曰：在大位者的施政手段不能不强硬，不强硬就不能成事；在大位者的言行仪容不能不威严，不威严就无法推行政令。所以在实施刑罚问题上是绝对不能手软的，重罪必须诛杀，大罪必须刑处，轻罪必须处罚，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服从政令。”

孔子说：“您说的没错，古人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不过我所关注的与您所关注的不太一样。鲁国先贤臧文仲曾说：‘在大位者过于强势，民众就会逃逸；在大位者过于威猛，民众就不服从训导；在大位者滥用刑罚，民众就会发生暴乱。所以滥用刑罚者不祥，嗜杀有罪者会引起叛乱。’我认为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是在大位者的首要任务，贤人理政夙兴夜寐，勤政廉政，谨言慎行，民众都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楷模。贤人治国坚持正面引导、德教为先的方针，即使需要实施刑罚，一般都在夜间进行，重罪刑罚得当，轻罪尽量赦免，这样就可以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孔子这番言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季康子执政期间过多地依赖刑杀等强制手段，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他曾为此向孔子请教道：“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当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子为政，焉用杀？” []

孔子归鲁之初，季康子对他寄予厚望，两人时常就为政问题进行讨论，可是过了没多久，由于在为政理念和施政策略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人渐行渐远，即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季康子问于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