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是有邦（国）者，即《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有国者不可以不慎”，然而他召见孔子咨政时不问“有邦之道”，却问“相邦之道”，即为臣之道。“有”与“相”一字之差，使得君与臣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

孔子虽然觉得鲁哀公的问题比较荒唐，但是他也只能按照要求来回答，他说：“相邦之道首先要满足民众的欲望，让他们有丰富的储备，同时还要体察他们的忧患。推行政令时要静待时机，等到时机成熟了，就要坚决贯彻落实，这大概就是相邦之道。”

鲁哀公又继续问道：“请问管理民众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孔子答道：“让农夫做好农事，按期缴纳税赋，充实官仓；让工匠做好手工，按期缴纳税赋，充实府库；让庶人演练御、射等军事技能，强身健体，随时准备应征出战。”

孔子回到家中后对子贡说：“今天我应召拜见国君，然而他不问有邦之道，却问相邦之道，这不是荒唐吗！”

子贡问道：“那么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孔子说：“我只能暗自发笑了。”

鲁哀公身为一国之君，他的职责应该是通过推行道德教化和颁布行政命令来管理国家，实施统治，然而他不向孔子请教有邦之道，却去询问相邦之道和治民之法，说明他这个国君当得稀里糊涂的，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相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