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要求当政者通过对民众实施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敦厚民德，这样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与此同时，他又非常重视以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并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孙子子思就此向他请教道：“我经常听您说到，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方法是对民众实施礼乐教化，然而管仲在担任齐相期间主要是以法治国，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天下人都称赞他为仁人。由此可见，礼治与法治虽然在治国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却能取得同样的功效，所以没有必要片面夸大礼治的作用。”

孔子微微笑了笑，然后缓缓说道：“上古帝王尧、舜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仁义之风经历百世而不衰。管仲在齐国推行法治，虽然可以收取一时之功效，但是他去世之后法治就无法延续下去了，因为严刑酷法不得人心，终将被人废除。说实话，管仲之所以在齐国推行法治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因为他个人的才智和能力能够驾驭复杂的局面。如果换一个才智和能力都不如管仲的人来推行法治，恐怕早就天下大乱了！”

法治主义是历史变革的必然产物，管仲顺历史潮流而动，率先在齐国实行变法，故而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孔子却将齐国变法成功归为管仲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显然有失偏颇。

（《孔丛子·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