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游说大小诸侯（邦主）七十余君，即所谓“干君七十余”，“干”是干涉、干预、冒犯的意思。这种说法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说苑》《盐铁论》《论衡》等书中均有类似表述，也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 [1] 。

孔子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游说诸侯，目的就是宣扬以礼治主义为核心的王道思想，恢复尊卑有序的礼制秩序，即所谓“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2] ，“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蒸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 [3]。这显然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无人响应，各国诸侯对他或虚与委蛇，或冷眼相待，或武力恫吓，他为此遭受了许多磨难，吃尽了无数苦头，就像一条丧家之狗一样居无定所，不知所终。

关于孔子“干君七十余”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东汉王充就已提出质疑：“书说：‘孔子不能容于世，周流游说七十余国，未尝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国，增之也。案《论语》之篇，诸子之书，孔子自卫反鲁，在陈绝粮，削迹于卫，忘味于齐，伐树于宋，并费与顿牟，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或时干十数国也，七十之说，文书传之，因言干七十国矣。” [4] 王充认为“干七十国”实为“干十数国”之误，这种推论是有说服力的。

从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范围来看，他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来回游走，即郑、卫、曹、陈、蔡等诸侯国，北上没有过黄河，西进没有入晋境，东至黄海之滨，南下最远到达楚郢，所以所谓行说诸侯七十余君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关注：对于“国”的概念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氏族组织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此“国”与“家”（氏族）的概念并不太清晰，“家”对外可以为“国”，而“国”对内则可以为“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多少“家”就有多少“国”。大禹建立夏朝之初，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城郊）举行诸侯大会，“执玉帛者万国” [5] ，这里的“万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氏族组织。周武王伐纣，举行誓师大会，“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6] ，这里的“八百诸侯”大多是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而非诸侯国君。周朝初年分封诸侯，“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 [7] ，到了春秋末年，诸侯大国兼并小国，这些诸侯国能够存活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由此可见，孔子行说诸侯七十余君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把“国”的概念适当泛化，那么有一些在分封诸侯国域内的异姓方国、邦国也可以称为“国”，这些国家早在周朝分封之前就已经以氏族组织的形式独立存在了，比如鲁国域内的颛顼、鄫、邾等附庸国，它们在政治上与宗主国是一种附庸关系，每年需要向宗主国履行朝觐贡赋义务，但是在血缘上则与宗主国异姓异宗，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8] 可见，这些邦国也是孔子游说和求仕的目标。此外，还有一些以某个氏族为主体的城邑（采邑、城邦等），比如卫国的蒲邑、郑国的匡邑、晋国的中牟邑、鲁国的费邑、楚国的叶邑等，这些城邑虽然领地不大，人口不多，在名义上仍然归于诸侯国管辖，对外也不享有自主权，但是当地的氏族势力非常强大，邑宰也非常强势，他们筑高墙，开深沟，拥兵自重，独自为政，俨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春秋末年，举邑反叛的事件屡见不鲜，晋国中牟邑宰佛肸和鲁国费邑宰公山弗扰都曾举邑叛乱，他们也向孔子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加入他们的地方自治团队，后由政治理念不同，孔子婉拒了他们的延请 [9] 。楚国公室贵族叶公子高在叶邑主政时也是政治自主，经济独立，军事强大，享有高度自治权，所以他曾多次向孔子请教有关治理叶邑的问题 [10] 。综上所述，这些泛化国家概念的邦国、方国、附庸国或城邦、城邑等在当时有很多，在时人概念中，这些城邦或城邑就是国家，氏族宗主或邑宰就是君主，所以孔子“干君七十余”也是说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