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苦等致燔不至，他知道自己已遭鲁公弃用，于是便愤然离开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后，首选之地是卫国，因为两国地域相邻，而且都是姬姓诸侯国，卫国先祖是康叔，鲁国先祖是周公旦，他们都是周文王之子，血缘关系相亲，政治形态相近，这与齐、宋、陈、楚等异姓诸侯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 []此外，卫国当时国君是卫灵公，他思想比较开明，敢于打破氏族限制，大胆启用贤良之才，孔子希望能得到他的重用，在卫国实现自己复兴周朝礼制的政治抱负。这是孔子第一次来到卫国。

在去卫国的途中，孔子与孔门弟子冉有曾有过一次对话，孔子在对话中提出了“庶”、“富”、“教”的为政三阶段：“庶”是国家人口富庶；“富”是百姓生活富足；“教”是礼乐教化普及。从对话内容来看，孔子对于自己到卫国求仕是信心十足的，他对未来的前景也充满希望 []。

孔子到达卫国后，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主家（居所），这件事情是马虎不得的，因为你寄居在什么样的人家，就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时流行两句话：“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 []意思就是，观察本国当朝之臣，主要看他接待什么人；观察外来求仕之臣，主要看他寄居在什么人家。经子路介绍，孔子先选择暂住在子路朋友颜雠由的家中 []，静候拜见卫灵公的时机。颜雠由是卫国知名的贤君子，他善事父母，为人仗义，和子路交情很深，孔子对他也比较认可。当时子路的连襟弥子瑕也在卫国做官 []，他是卫灵公身边的嬖臣，深得宠信，如果由他来向卫灵公举荐孔子，孔子在卫国求仕之事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弥子瑕听说孔子选择暂住在颜雠由家中，就跑去对子路说：“如果让孔子住到我家来，我可以保证他得到卫国政卿的位置。”

子路后来把弥子瑕的话转告给了孔子，孔子淡定地说：“人生中有许多事情（仕与不仕或得与不得）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只需做到进以礼、退以义就行了，无需太多的人为算计。”

不久后，经颜雠由引荐，孔子得以面见卫灵公，孔子原本想在卫灵公面前好好表现一下，把“庶”、“富”、“教”的为政理念系统地阐述一番，然而卫灵公对此并无兴趣，他只是礼节性地问道：“先生在鲁国出仕为官，一年所得奉禄几何？”

孔子答道：“奉粟六万斗。”

卫灵公说：“那么卫国也给您提供与鲁国相同的奉禄待遇吧。”说完便结束了会面，至于任用之事则只字未提。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跑到卫灵公那儿去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听信了谗言，让卫国大夫公孙余假领兵在孔子的住所进进出出，对他进行武力威胁，孔子担心被人陷害，只好暂时离开卫国。孔子这次在卫国大约住了十个月。

离开卫国后，孔子原本是想到陈国去寻求出仕机会的，不料在匡邑受到匡人围攻，当时情势非常紧急，孔子只好派人去向在卫国当官的故人求救，后来才得以脱身。无奈之下，孔子又带领弟子们返回卫国。这是孔子第二次来到卫国。

孔子这次寄居在卫国君子蘧伯玉的家中。蘧伯玉是卫国老臣，他为人谦和，处事稳重，在卫国名望很高，孔子对他也十分仰慕，曾称赞他道：“君子哉蘧伯玉！” []

孔子当初到卫国来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然而现在卫灵公每日在内之中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根本没有时间召见他，也没有重用他的意向。孔子整日闲居家中，无所事事，心中十分焦虑。有一天，卫国大夫王孙贾来看望孔子，他见孔子闷闷不乐，就对孔子说了两句寓意隐晦的古语：“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奥”是位于室内西南方位的主神，虽然地位尊贵，高高在上，但是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暗喻卫灵公；“灶”是主管饮食之事的灶神，虽然地位低下，但是却当权实用，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这里暗喻卫灵公身边的宠妾和嬖臣（南子、弥子瑕等人）。王孙贾用这两句话来暗示孔子：如果想面见卫灵公，进而得到赏识和重用，就必须结交那些在卫灵公身边受宠的人（“媚于灶”）。孔子对于这种搞裙带关系的卑劣伎俩非常反感，所以他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意思就是，走旁门左道的人不怕得罪上天！

后来卫灵公夫人南子派人来带话给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 []南子这话说得已经非常明确了：任何想面见卫灵公的人，必须先来见我。孔子迫不得已，只好去拜见夫人南子。

关于“子见南子”之事，《论语》《史记》中均有记载，孔子与南子宾主双方都按照礼仪规范走流程，整个过程比较简单，其间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至于两人的对话内容则没有记载，也许都是你好我好之类的客套话，没有什么价值。就事论事，孔子拜见南子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了正常的礼节因素外，他只是想利用南子这层关系面见卫灵公，古人把这种手段归纳为“因”，就是因势利导、借势而为的意思：“孔子道弥子瑕见灵公夫人，因也。” []“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 [11] 后来有人认为南子轻浮放荡，风流韵事很多，名声不好，加之子路事后情绪反应又过于激烈（子路不说），一次简单的礼节性拜访竟然引发各种推测和猜疑，以至于孔子为此背负了不少骂名，“子见南子”也就成了千古积讼 [12]。

孔子拜见南子，给南子留下了的印象不错，所以南子在一个月后就安排他面见卫灵公了，不过面见形式有点特别：驾乘出游。出游当天安排了两辆车，卫灵公和南子乘坐前车，由宦者雍渠驾乘，孔子和子路则乘坐后车（次乘），所以孔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卫灵公陈述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出仕为官之事也没有机会提及。

卫灵公一行人一路上笑声浪语，招摇过市，不成体统，孔子跟在他们后面就像一个俗不可耐的好色之徒，遭人耻笑，脸面全无，于是恨恨地骂道：“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13]“好德”是热衷于修德之人，“好色”则是喜好美色之徒，其实“好色”没有错，但是“好色”的程度超过了“好德”，那就让人瞧不起了！“已矣乎”则表达了孔子对卫灵公的失望，也表达了他打算离开卫国、另谋出路的想法。此后不久，孔子又失落地离开卫国，他离开卫国的时间大约在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夏五月。

孔子离开卫国后，在曹、宋、郑等国短暂盘桓，后来又在陈国淹居了一段时间，前后约三年。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因陈国频繁受到晋、楚两个大国的交相征伐，国无宁日，邦无安时，所以孔子又回到卫国。这是孔子第三次来到卫国。

卫灵公听说孔子又回到卫国，他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又激发起孔子从政的欲望。有一天，卫灵公突然召见孔子，向他请教军旅之事，孔子当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治国之本在于整饬礼制秩序，推行礼乐教化，而用兵打仗则是等而下之的事情，孔子根本不屑一顾，所以他当时冷冷地答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14]“俎豆”是祭祀贡献时用的礼器，这里代指礼乐制度。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只懂得以礼治国，实现王道，对于军旅征伐则毫无兴趣，知之甚少。

这段时间，孔子与卫灵公有过多次接触，但是每当孔子对他进行游说时，卫灵公都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慵懒状态，两人根本无法深入交谈。孔子觉得卫灵公已经年迈昏庸了，不能再对他抱有希望了，于是又沮丧地离开卫国。当年夏四月，卫灵公去世。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蔡、曹、楚等国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又一次回到卫国。这是孔子第四次来到卫国。

此时卫国在位国君是卫出公，他是卫灵公之孙，原卫太子蒯聩之子。由于蒯聩早先得罪了卫灵公夫子南子等人，被褫夺太子之位，流放晋国。卫灵公去世后，按照卫灵公遗命，立公孙辄为君，是为卫出公。此时卫太子蒯聩在晋国国卿赵鞅的护送下，也匆匆赶回卫国争夺君位。此后十余年间，这对亲生父子为了争夺卫君之位，各自网罗人才，积蓄力量，争斗得你死我活。孔子当时名显天下，声震诸侯，他本人不仅拥有丰富的为政经验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而且他门下弟子人众，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孔子回到卫国后，卫出公急于拉拢孔子，奉之以高官厚禄，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孔子此时表现得格外冷静，他并没有对卫出公的延请做出明确承诺，因为他不愿意贸然卷入这场父子之争的矛盾之中，所以每天闭门谢客，在家中闲坐。

时间长了，弟子们沉不住气了，子路是急性子，他直接跑去问孔子道：“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意思就是，如果卫出公请您主持朝政，您将如何施政？尽管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却引出了孔子关于“必也正名乎”的大段论述，孔子担心在君臣父子名分不清的情况下，怎么做都是徒劳无益的 [15]。其实，孔子的心思已经很明白了，可惜子路听不懂。

冉有私下里也向子贡打听孔子的出仕意向，子贡则换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法去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答道：“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道：“怨乎？”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两位太子，伯夷为大太子，叔齐为三太子。孤竹君生前留有遗言，立三太子叔齐为王。孤竹君死后，三太子叔齐欲让位于大太子伯夷，伯夷则认为父王之命不能更改，于是就跑到北海之滨隐居去了。叔齐也不愿意继承王位，随后也跑到北海之滨隐居去了。与伯夷、叔齐相比，蒯聩为臣不臣，与国君争夺君位，卫出公为子不子，将生父拒于国门之外，这对父子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自私卑劣，冷血无情，令人不齿！从道德层面来判断，孔子是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为伍的，所以子贡得出了“夫子不为”的判断 [16]。

孔子这次在卫国淹居大约四年左右，他为了保持清誉，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只接受了卫出公公养之仕的礼遇 [17]，就是只领取奉禄不做事，有事偶尔应询一下，乐得清闲，倒是门下有些弟子比较活跃，出仕为官者不在少数，比如子贡、子路、子羔等人，孔子对他们在政务方面遇到的问题有时也会加以指导。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卫国政卿孔圉（文子）为了帷幕之事准备向卫大叔（卫国公室贵族世叔齐）发起攻击，他专门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当时卫国政坛混乱不堪，当权者都是一些卑鄙无耻之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公然违反礼制，贸然挑起内斗，孔子对这些人早已厌倦透了，所以他冷冷地答道：“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说完之后，他让弟子赶紧准备驾乘，他打算尽快离开卫国，弟子觉得时间过于仓促，他则解释道：“鸟则择木，木岂能则鸟？” [18]意思就是，卫国现在就像一棵即将倾倒的大树，飞鸟应该另择良木而栖了。正值此时齐、鲁两国关系恶化，征战不已，鲁国正是用人之际，鲁哀公命人奉重币急召孔子回国效力，于是孔子便从卫国回到鲁国。

孔子在行说诸侯期间多次出入卫国，每次居住时间或长或短，总共有五、六年，他把卫国当作周游列国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孔子在卫国期间，历经卫灵公、卫出公两代君主，也结交了不少朋友，积累了不少人脉，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受到重用，因此后人把孔子在卫国的种种经历概括为“削迹与卫”，“削迹”的本意是没有踪迹，这里是指孔子在卫国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成绩或留下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迹。

关于孔子“削迹于卫”的原因，《庄子·天运篇》中记载了颜渊与鲁太师金之间关于“孔子西游于卫”的一段对话，太师金意味深长地说：“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缺。”这段话的意思是，舟船行于水，车乘行于陆，两者功能不同，不可错用。古法与今制犹如舟船与车乘，孔子想用先王之道来匡正当今乱世，就如同在旱地行舟，其结果必然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左传·哀公十一年》《孟子·万章章句上》《史记·孔子世家》《说苑·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