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躬证父”是春秋时期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直躬”是一种正直守信的处事方法（直道），但是由于过于正直，就成为某人的显著特征，于是人们就把“直躬”当作某人的名字了，这种情况在先秦典籍中比较多见，如接舆、无趾、鬼谷子等；“证父”是告发、检举自己的父亲。

楚国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他为人坦诚正直，从不撒谎，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他居然跑到官府去告发自己的父亲。官府把他父亲抓了起来，准备施以极刑，直躬又急忙跑去找官府求情，并表示自己愿意代父亲接受刑罚。临刑之前，直躬又对官吏说：“儿子向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偷羊，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诚实吗？儿子愿意代自己的父亲接受刑罚处置，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孝顺吗？像这种既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被诛杀，那么举国上下还有什么人不被诛杀呢？”楚王听说此事后，觉得直躬的话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赦免了他。

为人诚实有错吗？没有错，所以直躬不该杀。

为人孝顺有错吗？也没有错，所以直躬不能杀。

羊被偷了，偷羊的人被儿子顶罪了，儿子后来又被无罪释放了，而且每一步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到底哪儿出错了呢？后来有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事实在是太荒唐了！这个叫直躬的人开始通过向官府举报自己父亲偷盗行为的方式为自己博取了一次好名声，然后再通过自愿代父受刑的方式又为自己博取了一次好名声，他利用一个父亲为自己博取了两次好名声，人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实在是太荒唐了！”

显然，孔子说话是有所保留的，他并没有把问题点破。后来孔子南下至楚时途经叶邑，叶公又向他请教此事，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是一种近似于“信”的道德规范，不过荆楚地区和中原地区对于“直”的理解有所不同，荆楚人认为“直”应该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中原人则认为“直”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无论采用哪种道德评判标准，都应该坚持一件事情采用一种道德评判标准的原则，也就是说，当初直躬的父亲偷羊时，他必须在“证”与“隐”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他选择了符合荆楚地区道德规范的“证”，那么就自然排除了符合中原地区“孝”的道德规范，后面代父受罚的“孝”也就不成立了；如果他选择了符合中原地区道德规范的“隐”，那么就违背了符合荆楚地区道德规范的“证”，这种情况有两种结果：一是其父的偷盗行为被隐瞒，他也由此博得了孝名；二是其父的偷盗行为被官府发现，他父亲的偷盗行为和他知情不报的错误都必须接受处罚。总之，“证”就不孝，“隐”就违法，二者必须居其一。

        （《吕氏春秋·仲冬季·当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