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鲁昭公夫人，吴国公室之女，故又称吴孟子。吴国与鲁国同为姬姓，同宗共祖，按照礼制规定，同姓是不能成婚的 []，因此鲁昭公娶吴孟子之事在当时备受诟病，史官也没有如实记载 []。然而孔子对此事却态度暧昧，有意为君讳言，因为臣属必须自觉维护国君的体面和威严。有一个叫陈司败的人曾就此事刁难孔子，他故意问孔子道：“鲁昭公知礼乎？”孔子说：“知礼。”事后陈司败不怀好意地对孔门弟子巫马期说：“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孟子去世，《春秋经》只记载了三个字：“孟子卒。”《春秋》三传分别对此做出解说，口径基本一致，都认为《春秋经》不书姓、不称夫人、不言葬我小君、不赴告诸侯等，都是“讳取（娶）同姓”之故。由于鲁昭公此前违反了“取妻不同姓”的礼俗，因此鲁国在办理吴孟子丧事时就不得不刻意保持低调，降低礼遇，减少可有可无的礼仪程式，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不符合礼制规范的行为。

其实，“讳取同姓”并不是鲁国当政者低调处理吴孟子丧事的真正理由，鲁国公室与政卿季孙氏之间长期交恶才是真实原因。鲁昭公在位时期与季孙氏宗主季平子结怨很深，后来“三桓”之家联手发动叛乱，迫使鲁昭公出逃齐国，最终客死乾侯。这一事件对孔子的触动很大，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维持礼制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在思想上完成了“四十而不惑”的提升 []。从鲁昭公客死乾侯到吴孟子去世，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其间经历了两代君臣（鲁定公与季桓子、鲁哀公与季康子），然而鲁国臣强君弱的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所以孔子感慨道：“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当时鲁国在位国君是鲁哀公，他自幼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遇到吴孟子丧事这样复杂而又敏感的事情，他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只能委托政卿季康子出面料理。季康子是季平子之孙，他为人强悍霸道，擅权专政，平时根本不把公室放在眼里，对于吴孟子更是心存芥蒂，旧怨难消，所以他在办理丧事时处处刻意贬低吴孟子的身份和地位，不按照诸侯夫人去世的礼遇派使者到诸侯各国发布赴告，灵柩下葬后也不举行反哭之礼（丧主奉神主归而哭）。

孔子此时已经结束列国周游，返回鲁国，虽然鲁哀公等人尊奉他为“国老”，但是由于他与季康子政见不合，所以平时杜门不出，潜心修学，基本不问政事。吴孟子去世以后，孔子觉得自己理应尽君臣之礼，因为他与鲁昭公毕竟有君臣之义，况且吴孟子又是鲁哀公的庶母，所以他穿上吊丧的服装，腰间系上一根麻带（腰绖之礼），亲自到季氏府吊唁，腰绖是一种比较隆重的礼仪。

吴孟子的丧事是由季康子主持操办的，他以丧主的身份前来迎接孔子，但是他却没有腰绖（腰间没有系丧带），也就是说，吊丧人的礼仪隆重程度超过丧主，也就意味着外姓吊丧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超过姬姓族人，这显然是不合礼仪的，所以孔子迅速解下自己腰间的丧带，然后再与季康子行互拜之礼。这种情况在过去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在一旁陪礼的子游问孔子道：“这样做符合礼仪吗？”

孔子回答道：“丧主如果不腰绖，吊唁的人也可以不腰绖，这是符合礼仪的。”这种解释完全是临时编的，但也说明孔子善于从礼仪细节中捕捉信息，并做出合理权变。

从孔子弔吴孟子之事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鲁国公室的感情要远远超过姬姓族人，但是情感表达必须接受礼制调节，既不能过头，也不能不及，最理想的是达到中和的状态。

      （《左传·哀公十二年》《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