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的关系问题，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为政篇》中有比较完整的论述，《礼记》《孔子家语》等书中也做出相应诠释，《孔丛子》中的《刑论》则记载了孔子与卫将军文子之间关于“齐之以礼”与“齐之以刑”问题的深入讨论，尽管内容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史料价值应该予以关注。

卫将军文子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公卿，卫灵公之孙，名弥牟，字子之 []，谥号为文子，世袭卫国将军 []。《左传·哀公十二年》载有“卫侯会吴于郧”之事，卫出公在诸侯盟会上出尽洋相，回到国内后又学说夷言，令人不齿，当时文子虽然尚未成年，但是说起话来倒有几分底气：“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在年龄上，文子与孔子大约差了两辈（孔子和卫灵公是平辈），因此他与孔子深入讨论礼与刑的关系问题是不大可能的，不过他与孔门渊源颇深，与孔门弟子子贡、子游、曾子等人也多有交流，相关事件和言论则相对真实 []。

孔子在卫国期间，卫将军文子问孔子道：“我听说鲁国公父氏不太称职，不能听狱，不知这个传言是否可信？”这里的“公父氏”是指鲁国季氏大夫公父穆伯，其氏族世袭鲁国典狱之官；“听狱”就是听讼断狱，行刑用罚。

孔子答道：“我不知道公父氏是否称职，但是我听说公父氏听讼断狱能让有罪的人感到恐惧，让无罪的人感到羞耻。”

文子问道：“让有罪的人感到恐惧，说明听狱者明察案情，刑罚得当；让无罪的人感到羞耻，这应该怎么理解？”

孔子答道：“用礼乐教化来引导民众，民众就会产生羞耻感；用刑罚威逼来惩处犯罪，民众就会产生恐惧心理。由此可见，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手段，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统治效果。”

文子又问道：“现在当政者用严刑酷法来惩处犯罪，却仍然无法有效地禁止犯罪，如果用礼乐教化来引导民众，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统治效果吗？”

孔子说：“我给你打个比喻吧：治理一个国家，就像驾驭一辆马车，当政者用礼乐教化来引导民众，就如同御者用马辔来控制马车；而用刑罚威逼来惩处犯罪，就如同用马鞭来控制马车。高明的御者是不需要扬鞭策马的，他只需运用手中的马辔，马骖就可以自如地跑起来了；而拙劣的御者只能靠挥动马鞭来驱赶马骖前行，如果马鞭停止挥动，马骖就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文子说：“就拿御车来作比喻吧：如果御者左手拿马辔，右手拿马鞭，左右配合使用，那么马车不是前行得更快更稳吗？如果只用马辔而不用马鞭，那么马骖就不会因为恐惧而老实听话了。”

孔子说：“《诗经》中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 []这两句诗是形容古代善御者手执马辔、驾驭自如的风采，他们御乘已经达到不用马鞭的境界。同样，古代帝王大力推行礼乐教化，弃刑罚而不用，所以民众自我约束，无不从命。而当今执政者废弃礼制，滥用刑罚，所以民众以身试法，暴乱不止。”

文子说：“我们知道，礼乐教化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因此推行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蛮夷地区就未必有效了，比如南方的吴国和越国，这些国家并没有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也从来没有推行过礼乐教化，当政者不重视，老百姓也不接受，但是这些国家的国力依然很强大，甚至超过中原诸国，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孔子说：“这个问题要从两地（中原地区与蛮夷地区）的民间传统习俗来进行分析：吴、越等国的民间习俗比较野蛮粗狂，男女不分性别，可以在同一条河流中洗浴，老百姓缺乏理智，容易冲动，有一点小纠纷就会以死相拼，当政者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只能不断加大刑罚惩处力度，以暴制暴，以刑禁刑，即使这样，也难以禁止各种暴力犯罪，所以礼乐教化在这些地区是根本不适用的；中原诸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乐教化的优良传统，男女内外有别，尊卑长幼也可以通过服饰或器物等来显示人的等级差别，老百姓普遍具有一定的道德自律观念和自我克制能力，他们能够自觉遵从礼制规范，避免违法犯罪，所以礼乐教化在这些地区比较适用。”

在孔子与文子的问答中，两人从古代与当代的发展变化、中国与蛮夷的民俗差别等方面较为全面深入讨论了礼与刑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作用、特点等问题，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

    （《孔丛子·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