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政卿季康子当政时期，对外频繁用兵，军费开支巨大，加之连年遭遇虫灾（“螽”），国家财用严重不足，因此季康子打算通过赋税制度改革来解决财政困难，具体方案是“用田赋” []，即提高田赋的征收比例，改什一而税（彻）为什二而税（二） []。

鲁国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税制改革，老百姓的税赋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再要提高征税比例，很有可能激起民众的反抗，引发内乱，所以季康子不得不慎重行事，他专门委派孔门弟子冉有去拜访孔子，名义上是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实际上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因为孔子此时虽然无职无权，但是在国民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冉有向孔子汇报了季康子的“用田赋”方案后，孔子不愿意明确表态，他说：“我不懂什么‘用田赋’。”

冉有连续问了三次，孔子干脆沉默不语，冉有最后故意用言语刺激孔子：“您身为‘国老’，当政者尊重您，希望您能帮着出主意，您却一言不发，不置可否，这不是让弟子为难吗？”

毋庸置疑，孔子是反对季康子“用田赋”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呢？因为当时礼制规定：贵族之间对话相互都要留有情面，如有不同意见，尤其涉及违礼行为，一般都不当面表达，而是推说“不知”，或者事后通过其他人私下转达，比如鲁大夫孟懿子向孔子请教有关孝的问题，孔子当时含混地答以“无违”二字，事后又主动向弟子樊迟做出具体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孟懿子知晓自己违礼。同样，对于季康子的“用田赋”问题，孔子也不便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因为“用田赋”违反了先王之制，所以他只能通过私下交流（非正式）的方式来表达反对意见。

孔子私下里对冉有说：“冉求，你靠近我来听我说，你没有听说过吗？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主要是根据土地的肥瘠来确定等级，根据劳力的多少来确定耕田数量和赋税等级，根据距离远近来平衡税赋征收比例；征收赋税要根据居民的财产收入，分派劳役也要按照劳动力的承受能力；对于鳏寡孤独者，国家有战事时可以适当征收赋税，无战事时则应免征；在需要加征额外赋税时，一井之田出六百四十斛小米、一百六十斗饲料、十六斗大米，这是上限，征收赋税不能超过这个数。当政者施政要严格遵从先王礼制，努力贯彻执行施与从厚、处事从中、敛赋从薄的原则。如果季康子想循礼而行，周公之典已有明确规定，无需问我；如果季康子想违背法度，额外加征赋税，那么我就更无话可说了！”

冉有把孔子的反对意见转告给季康子，季康子当然不满意，因为这不是他想要得到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年，季康子不顾孔子等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在全国推行“用田赋”的税制改革。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恼怒，他对冉有非常失望，认为他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因此公开对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孔子反对季康子“用田赋”的主要理由是违反先王礼制，在他看来，周公之典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任何改变，这种思想观点显然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春秋末年，各国农业已有长足发展，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当政者根据本国国情适当提高赋税征收比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况且当时鲁国面对齐、吴等国的频繁挑衅，为了避免被大国兼并，就必须加强国力和军力。由于孔子当时只是一个议政者，他只热衷于空洞的道德说教，对于许多现实问题却无法理解，甚至盲目反对，这也是他落伍的原因。

   （《左传·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下》《孔子家语·正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