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正卯是与孔子齐名的鲁国名流，少正或以官名为氏[]，关于他的身份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贵族大夫，也有人说他是在野学人（野鄙之人），按照常理推断，后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因为春秋时期大夫是无权诛杀大夫的，国君也只能流放或赐死，孔子当时虽然位高权重，官至行摄相事，但是仍无诛杀大夫的权力。

孔子与少正卯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们既是政治主张不同的敌对者，也是学说思想相悖的竞争者。早年少正卯也在曲阜城中开办讲学，设帐收徒，与孔门儒学形成竞争关系，由于他行为乖张，言辞诡辩，思想观点标新立异，因而在年轻士人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一段时间，孔门弟子也纷纷改投到他的门下，致使孔门“三盈三虚”。孔子认为，少正卯所传播的那些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危害极大，因此必须予以强烈谴责，所以他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又说：“巧言令色，鲜于仁！”[]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由大司寇擢升为行摄相事，这个职位相当于代理政卿，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孔子升迁之后，满面春风，喜形于色，子路觉得孔子如此得意有失君子风度，于是就故意问道：“弟子曾听说，有德君子遇到祸事面无惧色，遇到福事也不得意忘形，而如今老师您得到高位，却抑制不住喜色，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答道：“你说的固然不错，但是还有一句话：‘君子虽然飞黄腾达，但是仍能以谦卑待人为乐。’这是我必须努力做到的。”

孔子一朝大权在握，便动了杀机，他坐朝理政才七天就公开诛杀了乱政者少正卯，刑戮是在朝廷门外的两座高台之间执行的，刑后又在朝廷暴尸三日。

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决心之大、行动之快、手段之狠，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各种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当时孔门弟子都聚拢过来围在孔子身边，虽然所有人都不说话，但是表示反对的意见是统一的。子贡是最后一个赶到的，他上前责问孔子道：“少正卯是鲁国知名人士，他在民间声望很高，各方学子对他也顶礼膜拜，然而老师您刚刚执掌朝政就诛杀异己，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孔子却不以为然，他对子贡说：“你坐下来仔细听我分析诛杀少正卯的真正原因。人们都以为盗窃是危害极大的重罪，必须严惩，其实盗窃只能危害一时一地，并不能真正动摇统治根基。天底下最大的罪恶应该是以下五种：一是通达事理而又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又坚定固执，三是言谈虚伪而又口才捷利，四是记叙丑恶而又广闻博记，五是纵容错误而又加以掩饰。以上五种罪恶行径严重危害了礼制秩序，扰乱了人们的正常思维，所以如果有人犯有其中一条，都将会被当政者无情诛杀，而少正卯则是五罪并犯，罪大恶极！此外，少正卯此人极具煽动性，他居处一地就能够迅速聚集大批门人信徒形成动乱势力，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而迷惑众人，他的强势足以离经叛道而自立门户，这种人就是极其危险的奸雄，必须立即诛杀！”

为了强调诛杀少正卯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孔子还列举了历史上治国者诛杀乱政者的七个著名案例：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这些案例都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实事证明，这些诛杀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孔子又引用了《诗·邶风·柏舟》的诗句：“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意思就是，如果任由道德败坏者传播异端邪说，那么他们就会聚众成群，危害统治，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孔子与少正卯之间矛盾冲突属于意识形态之争，因为孔子为少正卯所罗列的种种罪名都只停留在“心逆而险”、“言伪而辩”、“记丑而博”等尚未付诸实际行动的阶段，并未对现实统治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但是孔子观察和思考问题是极其敏锐的，他深刻地意识到，治国者要维持现实的统治秩序，就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对于异端邪说的传播者就必须坚决惩处，果断迅速，不能有一丝怜悯或一点疑惑，否则就会误国误民，贻害无穷。所以后人在评价此事时说：“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关于“孔子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之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均未语及，《左传》《国语》等史书也不见记载，最早的记载出自《荀子》，后来《史记》《说苑》《孔子家语》《尹文子》等书也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因此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此事可能是《左传》中的驷歂诛邓析案之误，或者是由后人编造出来的一桩伪案，种种推测至今尚无定论。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又有人把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上升到儒法斗争的高度，进而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荀子·宥坐》、《史记·孔子世家》、《说苑·指武》、《尹文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