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篇》中记载，鲁国公族大夫季氏在家祭时“八佾舞于庭”，孔子非常气愤，公开放言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现在已是成语，意思是坏事到头，忍无可忍。这个“忍”既可以理解为当事者心狠胆大，也可以理解为旁观者纵容迁就。

孔子为何情绪激动、大动肝火？这需要仔细分析“八佾舞于庭”的事件性质。“佾”是古字，读如艺，从人从八，义为由八人组成的舞列，因为舞者舞时手执鲜艳的羽毛，因此也称“羽”。《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这段文字重点明确了“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的周朝礼制。文中的“万”是乐舞名，“羽”同佾。当时举办各类重大活动时都要组织舞者舞《万》。鲁国当年为鲁惠公夫人仲子（太子允生母）建成陵寝（仲子之宫），鲁隐公亲自主持落成典礼，在典礼上要组织舞《万》，但是当时他的身份只是摄政国君（因太子允年幼），而且仲子的君夫人身份也存有争议，因此他无法确定舞《万》的“羽（佾）”数，只好去向鲁大夫众仲请教。众仲也拿不准，不好明确表态，或者故意回避，他只是把舞《万》的礼制规定重复一遍，让鲁隐公自己看着办。鲁隐公后来自作主张，提高规制，“初献六羽，始用六佾”。显然，这里的“初”和“始”都含有贬义，因为按照周朝礼制规定，在各类祭祀典礼上舞《万》，周天子可以享用八佾之礼，即舞者六十四人；分封诸侯可以享用六佾之礼，即舞者四十八人；公族大夫可以享用四佾之礼，即舞者三十二人；普通士人只能享用二佾之礼，即舞者一十六人。由此可见，《万》舞的舞者必须是八人或八人的倍数，这样才能和“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风”（炎滔薰巨凄飂厉寒）相匹配。鲁隐公并非分封诸侯，他只是以鲁惠公庶长子的身份代摄鲁政，因此在仲子之宫的落成典礼上享用六佾之礼，显然是僭越礼制的。

鲁隐公“初献六羽，始用六佾”，破坏了《万》舞的规制，给后人带了一个坏头。到了鲁昭公时期，卿大夫之家更是肆无忌惮、恣意妄为，任意破坏礼制规定，竟然出现“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里的“季氏”应该是鲁国季氏宗主季平子，鲁昭公在位期间，他出任政卿，擅权专政，强悍霸道，根本不把鲁昭公放在眼里。“八佾舞于庭”之事大约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褅”是秋祭，“二人”应是“二八”（二佾）之误。这一年鲁国举行秋祭大典，鲁昭公在襄公之庙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可是《万》舞的舞者只勉强凑足了二佾一十六人，其他舞者（“众”）都跑到季氏家庙去了。季平子的身份是卿大夫，按照周朝礼制规定，卿大夫家祭只能享用四佾之礼，但是他为人向来张狂任性、傲慢无礼，居然僭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这是孔子大动肝火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周朝礼制的忠实捍卫者。

“八佾舞于庭”，看起来只是《万》舞的礼数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却是鲁国“公室”与“三桓”之间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当时鲁国“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鲁君大权旁落，无以“镇抚其民”，季氏则独揽朝政，肆意妄为，随意僭越周朝礼制，比如《论语》中记载的“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季氏将伐颛臾”等（分见《八佾篇》《季氏篇》）。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乱局，孔子深感忧虑，当年他三十五岁，虽然尚未出仕为官，但是修德明道、拯救颓世的政治志向已经确立（“三十而立”），因此他对于季氏“八佾舞于庭”之类的僭礼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且预言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意思就是，如果现在对于季氏的种种僭礼行为一再姑息纵容，不能及时制止，日后必将酿成大祸，危害到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孔子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当年鲁国发生了“斗鸡之变”，“三桓”联手发动政变，鲁昭公被迫流亡国外，最终客死乾侯。

“八佾舞于庭”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事件真实地记录了礼制时代的终结，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孔子复古主义政治理想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