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①] 君子求仁修德，就必须爱憎分明，有所好恶，所以当子贡向孔子提出“君子有恶”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有恶。”接着他具体列举出四种可恶之人，分别是不知（智）、不忠、不礼、不义之人。

第一种可恶之人是“称人之恶者”，这里的“恶”与“善”、“美”等观念相对，是指别人身上存在的不善或不美。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②]“称人之恶”和“成人之恶”意思相同，就是喜欢揭别人短处，不能隐恶扬善。关于这一句话，今人如李泽厚、李零等均译为“说别人坏话”，这种解读似乎没有把原义表达清楚，因为“说别人坏话”可能是话坏人不坏，有恶意中伤之嫌；而“揭别人短处”则必然是人短话不短，属于说话时机和场合不当。孔子认为，“称人之恶”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这样做不仅损人不利己，而且会激起别人的怨恨。弟子樊迟向他请教“修慝”（消除怨恨）问题时，他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③] 意思就是，多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这样就可以消除怨恨了。他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④] 舜之所以成为“大知”，就是他因为能隐恶扬善，成人之美。而“称人之恶者”则不能隐恶而扬善，故为不知（智）。说话虽不必口吐莲花，但至少要口中积德。朱熹《论语集注》在解读这句话时说：“称人恶，则无仁厚之意。”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把“称人之恶”归为不仁，似不及归为不知更加符合孔子本意，而且与下文也能形成呼应。

第二种可恶之人是“居下（流）而讪上者”，“流”为衍字，“讪”是诽谤、诋毁，皇侃《论语义疏》：“讪，犹毁谤也。”《荀子·大略》：“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孔子认为，君上臣下，为人臣者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是“忠”。“居下而讪上者”事君而不思尽忠尽责，反而诋毁君上，这是不忠的表现。

第三种可恶之人是“勇而无礼者”，即逞勇犯礼，因小失大。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⑤]“礼”是规范人们言行的最高准则，“勇”虽然也是儒家倡导的君子之德，但是必须接受礼制的约束和规范，否则就会失去控制而走向反面。

第四种可恶之人是“果敢而窒者”，“窒”是闭塞不通，这里引申为思想僵化，不通事理。“果敢而窒者”不能循义而行，做事率性而为，不顾义理，虽然言信行果，但是却未必得当适宜，因此属于不义之人。

子贡接着也列举出他所憎恶的三种人，在内容上与孔子所列举的“四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

第一种可恶之人是“徼以为知者”，“徼”在何晏《论语集解》等古本中作“撽”，孔安国注曰：“撽，抄也。抄人之意以为己有之。”可见，这种人剽窃他人成果，哗众取宠，却自以为聪明，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其实是不知（智）的表现。这里的“徼以为知者”与孔子所说的“称人之恶者”相对应。

第二种可恶之人是“不孙以为勇者”，“孙”同逊，为谦卑、恭逊之义。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⑥] 可见“不孙”是一种有恃无恐、傲慢无礼的行为和态度，与君子修德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人态度傲慢，行为出格，有违礼制，却自以为勇敢，这是典型的无礼表现。这里的“不孙以为勇者”与孔子所说的“勇而无礼者”相对应。

第三种可恶之人是“讦以为直者”，“讦”是当众揭发别人的隐私或过错，皇侃《论语义疏》引苞氏注曰：“讦，谓攻发人之阴私也。”“直”是率真、直率。这种人总是不合时宜地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攻击别人的短处，伤害别人，却自以为正直，这是典型的不义表现。这里的“讦以为直者”和孔子所说的“果敢而窒者”相对应。

无论孔子所列举的“四恶”或子贡所列举的“三恶”，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基本道德观念，不同程度地危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因此令人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