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之违也。” 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一言”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段话，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必拘泥。《论语》中有许多言论以数记文，如“三省”、“三友”、“三乐”、“三愆”、“三戒”、“四教”、“四恶”、“绝四”、“五美”、“六言六蔽”、“九思”等等，本章“一言”亦如此。这种把内容相类的言论用数字编排在一起的方式主要是便于记忆和传诵。相同情况在《洪范》《周官》等古代典籍中也比较多见。

本章是鲁定公与孔子之间的一次君臣对话。鲁定公对孔子既有知遇之恩，又有背弃之愧，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可以用他们之间的另一次对话来加以概括，鲁定公问道：“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①] 君礼臣忠是他们君臣关系的主旋律。

鲁定公在位期间，鲁国发生了阳虎之乱，一个家臣居然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前后持续四年之久（鲁定公五年至八年）。阳虎之乱充分暴露了鲁国贵族的虚伪和无能，鲁定公不得不跳出“三桓”氏族来选拔人才，于是孔子脱颖而出，受到重用，五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任司空，旋即又擢升为大司寇行摄相事，位高权重，红极一时。本章言论当在这一时期。

鲁定公是一国之君，因此他与孔子讨论的是安邦之道，而非为政之道，即“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现在已经无法还原当时对话的具体情境和指向，因此对话内容显得有点突兀，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从语言风格来看，本章对话的口语化痕迹很重，如“其几也”、“不几乎”等等，可见言论整理者因为顾忌到鲁定公的国君身份，在文字上未敢多加修饰。

鲁定公向孔子提出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兀，孔子觉得他把治理国家看得太简单了，岂能如“一言”那般简单？所以他回答道：“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这句话历来有两种标点：一是皇侃《论语义疏》的“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二是朱熹《论语集注》的“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现在通行的注本各有所从，此从《论语集注》。“几”也有两种解说：一说为近、接近（皇疏）；一说为期待、期望（朱注），两种解说也各有所长，此从后说。“是”是指代鲁定公“一言而可以兴邦”的想法。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治理国家这么重大的事情，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不能如您所期待的那样简单（不能如您想象的那样接近）。

尽管孔子并不认同鲁定公“一言而兴邦”的想法，但是他还是用了一句话来作答：“为君难，为臣不易。”所谓“人之言”，其实是孔子的自设之辞。从字面上理解，“难”与“不易”是一个意思，君与臣各有各的职守和担当，想治理好一个国家，谁都不容易，所以君臣必须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如果鲁定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一言而兴邦”就值得期待了。但是从鲁国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来分析，孔子这句话似乎又另有深意，“难”与“不易”也未必是一个意思。在礼制秩序中，君上臣下，因此并不存在“为君难”的问题。如果为君不难，为臣就不易，两者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当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之后，“为君难”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君弱臣强的失衡局面下，国君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掣肘，举步维艰，难上加难，甚至还有“丧邦”的危险。如果“为君难”，为臣就不会“不易”，因为他们可以不受礼乐制度的制约，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因此孔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告诫鲁定公要真正明白“为君难”的道理，统治一个国家，维持社稷存续，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国君必须夙兴夜寐，殚思竭虑，修身立德，博施于民，不要贪图安逸，心存侥幸，更不要期望发生“一言以兴邦”的奇迹；二是提醒鲁定公要深刻理解“为臣不易”的真正含义，对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要保持清醒认识，尤其是对于“三桓”之家要严加防范，通过整饬礼制来规范名分，对于“三桓”公族贵族种种违反礼制的行为要严加惩治，绝不能姑息迁就，放任自流，以免酿成大祸。总之，只有让所有的人臣都感觉到“为臣不易”，兴邦愿望也就可以期待了。

对于“一言而丧邦”问题，孔子做出的“一言”回答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两句话都是倒装句，用来强调“予无乐”和“莫”，正常的陈述句式应该是“为君而无乐”和“予言而莫违”，“莫”是没有任何人，“违”是违抗、反对。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为君无所乐，所乐者唯有一言既出，无论对错，举国无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国家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国君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以此为乐，那么离丧邦亡国就不远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具体分析：国君之言（“其言”）有善与不善，善言可以兴邦立国，因此举国遵从，无人违抗，这是好事；不善之言则可能丧邦亡国，如果举国仍对此保持沉默，无人抗争，那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言而丧邦”了。

本章孔子关于“一言而可以兴邦”和“一言而丧邦”的言论，完全没有进行道德说教，基本都是具体的行政管理内容，这反映了孔子在从政实践中的务实态度，因为行政和议政是不同的。遗憾的是鲁定公并没有能记取孔子的忠告，他后来受到齐人挑唆，背弃了孔子，孔子只好怅然去鲁，从此踏上周游之路，也给他与鲁定公的君臣关系划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此后二人再未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