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行，最能直观地体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春秋时期的鲁国前贤臧文仲曾经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①]“立功”者善行事，此为“行”；“立言”者善言辞，此为“言”。如能“三立”，可谓“不朽”。可见时人对“言”与“行”的重视程度。

儒家重修行，因此孔子关于言与行的言论很多。根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论语》中，“言”字共出现126次，多用作动词，即发表言论，用作名词时为言语、言论等义，有时也可以用“一言”来代指一句话；“行”字共出现72次，词义比较复杂，用作动词时多为走、为、做等义，用作名词时主要是各种行为、作为、举动等义（有时也包含“言”），在特定的语境中，“行”又有德行、品行、修行等抽象意义。在孔子言论中，“言”与“行”经常连用，泛指人们的言行举止或品德修行。

孔门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其中“行”是“立德”，“忠”是“立功（行事）”，“信”则是“立言”，这些内容都与“言”、“行”有关。孔子以此为教，要求弟子从一言一行做起，践行礼制，谨言慎行，不断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②]

 

孔子对“言”与“行”的总体要求是必须符合礼制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视听言动”代表了人们所有的言行举止。有子也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③] 这里的“和”就是人的言行举止与礼的规范要求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

由于儒者的职业习惯，孔子的礼制观念非常强，他本人就是一个严格遵从礼制的典范。《乡党篇》以记录孔子言行容色为主，从宗庙朝廷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极其繁缛，然而他一言一行一颦一蹙无不中规中矩，符合礼仪。此录篇首三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前两节是记述的是孔子之“言”。“乡党”是宗族聚居之所，“恂恂如”是谦卑恭顺的样子。有些人在外面发达了，衣锦还乡时趾高气昂，傲慢无礼。然而孔子回到乡党，在同宗父兄长辈面前，举止恭顺有礼，说话唯唯诺诺，从来不与人争辩，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宗庙朝廷”是国家祭祀先祖和商议政事的场所，“便便言”是说话条理清晰。《尔雅·释训》：“诸诸，便便，辩也。”到了正式场合，孔子为了国家社稷大计畅所欲言，富有条理，但是他每一句话都很谨慎。在朝廷上，他与大夫说话，如果对方身份（下大夫）与自己相等，就表现得轻松自如，“侃侃如”是和乐融洽；如果对方身份（上大夫）比自己高贵，就表现得诚实恭敬，“闇闇如”是中正恭敬；在国君面前，他表现得严肃认真，“踧踖”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由于说话的场合、对象、内容不同，礼制规范也相应不同，所以孔子与人说话的语气、动作、表情也有所不同，他完全按照礼制规范，一丝不苟。

后一节记述的是孔子之“行”。“摈”同傧，接引客人。“色勃如”是表情矜持庄重，“足躩如”是步履沉稳，“襜如”是衣冠整洁，《说苑·杂言》：“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可见“襜襜”就是盛装。“翼如”是动作舒展。国君安排孔子迎送宾客，他容色持重，步履沉稳，衣冠整洁，左右作揖礼拜，动作中规中矩。等到送走宾客后，他一定要回来向国君禀报。孔子对于礼仪细节近似于苛刻的执着追求，主要来自于他内心对周朝传统礼制的崇敬和向往，所以他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④]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严格遵从礼制规范，在“言”与“行”的许多细节方面也尽量做到周到细致。《乡党篇》中亦有记载：

 

食不语，寝不言。

席不正，不坐。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这些礼仪规范十分琐碎繁复，但是只有严格遵从言行规范，才能提高道德修养，所以孔子时时处处依礼而行，绝不马虎。同样，他对那些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弟子也格外赏识，子游在当武城宰时，手下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小吏，他为人正派，遵从礼制，“行不由径”，意思就是，他走路只走正道，从来不抄小路走捷径。后来子游把他推荐给孔子，尽管他为人愚钝，但是孔子还是将其收归门下[⑤]。

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贵族大夫肆意僭越礼制，“季氏旅于泰山”、“三家者以《雍》彻”以及“八佾舞于庭”等违礼行为屡屡发生，孔子对此深恶痛绝，提出尖锐批评。然而旧的礼制时代大势已去，人们的“言”与“行”已经不再接受礼制节制，这是孔子无法容忍的事情！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关于“言”与“行”的言论，大多与君子之道有关。“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君子修身立德的基本要求。

“讷于言”，“讷”是不善表达，语言迟钝，与“巧言”相对。不过孔子这里所说的“讷于言”并不是生理性的表达障碍，而是一种道德自我约束，他说：“刚、毅、木、讷近仁。”[⑥] 又说：“巧言令色，鲜于仁！”[⑦] 可见“言”与“仁”直接相关。孔子认为，夸夸其谈不利于培养“仁”的道德品质，寡言少语则更接近于“仁”的精神。弟子闵子骞平时沉默寡言，然而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一语中的，所以孔子称赞他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⑧] 弟子宰我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他曾就“三年之丧”等问题与孔子展开激辩，孔子后来对人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⑨] 他由此而改变了对宰我的看法。显然，言行一致是孔子判断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

“敏于行”，“敏”是反应迅速，行动敏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仁”至少包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质，他又进一步解释道：“敏则有功。”[⑩]“有功”是相对于“政事”而言的，所以他又说：“敏于事而慎于言。”[11] 可见这里的“行”专指处理政务。孔子认为，办事果敢、利索，不拖泥带水，这是“行”的基本要求。在孔门弟子中，冉有、子路都有这种雷厉风行的特质，“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12]，所以他们两人先后出仕为官，政绩不俗，均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中的“政事”优等。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呢？孔子的基本要求是先行而后言或只行而不言：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4]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5]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16]

 

在“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强调“先行其言”和“言之不出”，这种务实态度表现了儒家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慎言慎行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规范，也是君子修德的基本要求。古人对慎言慎行极为重视，时刻警醒自己。据《说苑·敬慎》记载，孔子到周朝观于太庙，见门前石阶旁边立了一个铜人，铜人背后铭文写道：“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诗经·小雅·巷伯》：“慎而言也，谓尔不信。”《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可见言行不慎，不仅会失信于人，而且会自绝于天地鬼神。

孔子强调慎言慎行，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孔门弟子中有许多人都和子张一样，学习儒学的目的是求“干禄”，他们一旦学成出仕，受到重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即所谓“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17]，所以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18] 对于干禄者本人来说，慎言慎行至少可以保证“言寡尤，行寡悔”，这样就能保住饭碗，获得俸禄。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在政治生态恶劣的环境中，慎言慎行可以免于刑戮，保全性命。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19]“危”的本义是人站在崖顶，担心坠落，《说文解字》：“危，在高而惧也。”可见“危”比“慎”的程度更深，已经到了极度惶恐的地步。在孔门弟子中，曾子为人最谨慎，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不能有任何缺损，否则就是不孝。有一次，他大病初愈后对弟子们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20] 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下度过的！

 

 

《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依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司马迁把本章言论定在孔子困于陈、蔡期间：“（子张）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21] 随后孔子便有“言忠信，行笃敬”云云。据此，子张“问行”应为探问下一步行程的意思。不过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因为从文意来看，这里的“行”显然不是行程之义，况且孔子困于陈、蔡之际，已经断粮数日，陷于绝境，“从者病，莫能兴”[22]，众弟子心灰意冷，无精打采，子路等人更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困境中，谁还有心思讨论忠信仁义问题呢？所以本章言论应该在孔子返鲁之后，子张问行与修身有关，而与求生无关。

《论语》中的有许多“行”字都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来分析，才能准确理解词义，比如《先进篇》的“问斯行诸”，提问者是子路和冉有，他们二人都热衷于政事，因此这个“行”应理解为出仕从政，《述而篇》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亦同此义。再比如《雍也篇》的“居敬而行简”，结合下文“以临其民”来理解，这个“行”应该理解为行政、治理等义。本章子张所问之“行”，朱熹《论语集注》中训为“达”，钱穆先生亦取此说。在《颜渊篇》中，子张问孔子道：“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答道：“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他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3] 可见“达”既有道德义，又有行为义，而且“达”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这与本章的行于蛮貊和州里是一致的。因此这里的“行”可以理解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德行或行止。孔门“四教”中有“行”，“四科十哲”中有“德行”，均同此义。

对于“子张问行”，孔子从“言”与“行”两方面提出要求：“言忠信，行笃敬。”“忠信”和“笃敬”是古人修身的重要内容，齐国贤相晏平仲也曾说：“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24] 颜渊打算西游宋国，临行前问于孔子：“何为修身？”孔子答道：“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25] 可见“忠信恭敬”是修身立德之本，能够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就可以行遍天下，否则将寸步难行。

 

 

《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本章讨论的是“贵言”问题，主要观点是君子因人而言，当言则言，不当言则不言。当言而不言则为“失人”，不当言而言则为“失言”。那么何谓“当言”？又何谓“不当言”？《说苑·杂言》：

 

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聋而鼓之。”[26]

 

可见“当言”或“不当言”关键在于听言者。对于不明事理的人或心里另有主张的人，对他说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他就像聋子一样根本听不进去，说了白说就是“失言”。比如鲁国执政国卿季康子打算在国内推行“用田赋”改革，连续三次派人来征询孔子意见，孔子坚决不表态，因为季康子是“不可与言”者，他不可能听取自己的意见，所以没有必要和他多费口舌[27]！对于讲求事理的人，对他说的道理，他不仅能虚心听取，而且能付诸行动。对于“可与言”者，就应该坦诚相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比如弟子澹台灭明因为“状貌甚恶”，孔子对他略有嫌弃之意，不愿多与之言。后来澹台灭明“退而修行”，“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为此自责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28] 孔子认为，只有知者才能辨言识人，做到既不“失人”，又不“失言”。

与人言需要分清“得其人”和“非其人”，听人言也需要辨明“有德者”和“有言者”：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29]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30]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有一个“德”字贯穿其中，前一句强调要以“德”取“言”，后一句则强调要以“德”取“人”，选拔和任用人才要唯“德”是举，不要因为有人能言善辩就加以重用，也不要因为有人身份卑贱不采纳他的意见。

孔子有关“贵言”的言论，凝聚了他的处世智慧和人生经验，对后人影响很大，荀子、孟子等人都有相关论述，徐干的《中论》中还有《贵言》一篇，他结合君子修身、行道等问题，对“贵言”进行了全面阐述。

 

 

《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本章中的“君子”当指地位尊贵者，由于对话双方的身份和地位不对等，因此“言”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把握适当的时机，否则就容易发生“三愆”，“愆”是过失、过错，这里具体指“言”的方法和时机不当。荀子在《劝学篇》中也有类似表述。

“躁”是浮躁不安，没有轮到你说话，你就抢着说话，说话的时机不对，效果自然不佳。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等对方把话说完之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隐”是隐匿不实，轮到你说话了，你却有所隐瞒，不据实发言，因而可能会对对方造成误导。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真实完整地表达你的意见，即使对方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瞽”是视而不见，说话时自顾自，完全不注意对方的反应，因此双方没有形成互动。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说话过程中要注意察言观色，如果对方已经表现出情绪变化，就应该及时停止。以上三种情况反映了一个共同问题：人们在说话时，往往只关注说话的内容，却忽视了说话的形式。与人交谈，有时因为方法不对或时机不当，不仅会影响到说话的实际效果，甚至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孔子所列举的“三愆”，不仅在与地位高贵者交谈时应该杜绝，在与身份相同者交谈时也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