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老彭。’”

孔子好古，对古代历史很有研究，他的政治智慧主要来源于古代历史。本章是孔子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述而不作”，“述”是阐述、论述，“作”和“为”同义，表示有所作为或有所发明，这里是著述、创作之义。孔子研究历史，只叙述，不创作，是因为当时著作权由官方垄断，由职官承担，个人是不可以著书立说的。这种垄断局面直到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兴起才被打破。“信而好古”，“信”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古代历史大多是由大史之类的职官记录的，他们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有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比如齐国大史为了真实记录“崔杼弑其君”的暴行，兄弟三人前赴后继，死而后已[①]。“好古”就是“好学”，因为古代历史中蕴藏了许多知识和智慧。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 可见，他能够博学多识，与“好古”有莫大关系。

“窃比于老彭”，“窃 ”是心里、私下；“老彭”，有人说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是两个人，由于年代久远，无法判断。从孔子的语气来推断，老彭应该是孔子所敬重的前辈高人，他（们）是孔子的学习榜样，所以“比于”。

孔子虽然标榜自己“述而不作”，但是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族为正统和以周王室为正宗的史学观点，而且他在评述历史或臧否人物时无不以此为标准。比如对于管仲的评价，弟子子路和子贡都依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的历史事实，对管仲提出质疑，认为他“未仁”。然而孔子却认为“管仲相齐桓，霸诸侯，一匡天下”，历史功绩卓著，更重要的是管仲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中原诸侯各国“存刑救卫”、救北燕，对于保卫中原地区华夏族先进的经济与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和蹂躏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并特许之以“仁”[③] 。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本章中的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年稍长于孔子，与《春秋左氏传》的作者不是一人。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均设有大史（太史）之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④] 可见其地位尊显，权势较重。春秋末年，卿大夫之家擅权篡政，大史有职无权，慢慢被边缘化了。由于大史是负责典籍、历法、祭祀等事务的职官，因此他们普遍精通礼仪，学识渊博，道德修养也很高。孔子好古，自然与大史等人过从甚密，与左丘明也应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巧言”是花言巧语，“令色”是容色虚伪，“足恭”是表面上恭和谦顺，内心里却不受礼制节制，凡此种种都是道德败坏者的表现特征，左丘明对此深恶痛绝，孔子也深恶痛绝，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⑤] 又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⑥]

“匿怨而友其人”，就是心中深藏仇恨而假意与人为友，这种人极其凶险，防不胜防，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他就会取人性命！孔子这句话似有所指，因为这种行径已经超出了道德范畴，在现实生活中，除非有深仇大恨，否则一般人是不会如此歹毒的。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凤鸟”和“河图”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吉祥之兆，遇此吉兆，必将发达。楚狂接舆过孔子而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⑦] 他就是借凤鸟德衰来奉劝孔子适可而止。“河图”相传是伏羲所得河图洛书，也是八卦的由来，《尚书·顾命》中有相关记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些都是周王室珍藏的宝物。孔子好古，对这些古代传说深信不疑。但是到了晚年，他的政治理想几近破灭，心境悲凉，发此感叹，关键是一个“已”字，把孔子绝望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今《论语》注家均将本章言论定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因为当年鲁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孔子的打击很大。《左传·哀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史记·孔子世家》中则直接将“西狩获麟”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合并到一处记载：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对于孔子来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并不能说明什么，反正时运不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还可以继续等下去。但是“西狩获麟”则意味着他的政治终结，因为麟也是祥瑞之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西狩获麟”之后，孔子基本放弃了政治活动，开始全身心身地投入到整理和修订《春秋》工作中，这是孔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史学活动，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贡献。

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事，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⑧]

后来《史记》《汉书》等书基本沿袭了这种说法：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⑨]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⑩]

到了近代，孔子作《春秋》之说遭到质疑，甚至有人把《春秋》说成一堆“断烂朝报”的垃圾。且不论《春秋》在我国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而言，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点：第一，《春秋》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不过当时书名未必是《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大史氏之处观书，就曾见过《易象》《鲁春秋》等书。春秋时期，记载历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各国历史都是由大史氏氏族一代代人以极其严谨审慎的态度真实记录的，孔子不是史官，当然不可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不是信史了。第二，孔子因为某种特殊机缘（他与鲁国大史氏关系密切，与左丘明更是志同道合），得以参与整理和修订《春秋》工作，根据各种记载来判断，他当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对照诸侯各国的历史记载进行辨伪和考证。《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曰：“昔孔子受瑞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杜预《左传序》也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这些材料清楚地说明，孔子在整理和修订《春秋》过程中绝对没有新编或窜改历史，他只是按照“周公之遗制”，对原始记载中的文字使用加以调整和规范，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11] 等等。当然，这种文字修改是具有明确的思想倾向的。第三，孔子结合整理和修订《春秋》，逐步将其发展成为儒学课程之一，以满足孔门弟子更高层次的求学需求。《史记·孔子世家》：“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和《周易》是孔子晚年为儒学发展新开设的两门属于研修性质的高级课程，前者体现了思维的广度，后者体现了思维的深度，因此要求更高，这就是《论语》中没有孔子与弟子讨论《周易》和《春秋》言论的原因。

孔子去世后，传《春秋》者主要有公羊氏、谷梁氏和左氏三家，其中左氏影响最大。到了汉代，《春秋》被列为儒家经典，成为六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