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兿）”的本字是执（執），本义为执苗种植庄稼或树木，《诗经·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左传·昭公十六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才能、技艺等义。《尚书·金藤》：“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左传·襄公十四年》：“工执艺事以谏。”

对于贵族子弟来说，今后他们将要承担统领族人的重任，因此需要具备各种才能，掌握各种技艺。早在周朝立国之初，统治者就把几种重要的才艺技能列为国教，贵族子弟必须接受教育。《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样，庠（党学）序（乡学）之教也必须用“六艺”来培养和训练士人子弟。

孔子开办私学，以儒学为教，因此对“六艺”有所取舍。儒学相对偏重于礼乐教育，即所谓“学文”。《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柔”充分体现了儒者温文尔雅的一面。当然，孔子年轻时也接受过“六艺”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技艺过人，这些内容在《论语》中有所反映。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在本章中一口气提出四个关于人生修养的重要概念，其中“道”、“德”、“仁”都是刚性要求，因此要做到“志”、“据”、“依”，相关内容已在《道》《德》《仁》部分分别做出评析；“艺”则是柔性要求，因此只需“游”而已，“游”是浮于水面的意思，无需花太大力气，这方面的内容是本文评析的重点。

在《论语》中，“艺”是各种才能技艺的总称，与周朝国教的“六艺”和儒家经典的“六艺”不是同一概念。在儒学教育体系中，“艺”不是人人必修的重点科目，但是从教学效果来看，能够掌握多种才能技艺是有助于儒学进步和道德修养的，《礼记·学记》中说：“不兴其艺，不乐其学。”所以孔子对“艺”也非常重视，他在论“成人”时把“冉求之艺”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在孔门弟子中，冉求最具才干，完全符合多才多艺的标准，所以季康子请孔子推荐从政人才时，孔子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2] 他直接把“艺”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东汉徐干《中论》中有《艺纪》一篇，对“艺”的起源和功效等问题做出全面阐述：

艺之兴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艺者，将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远在乎物。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不能已也。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

按照徐干的说法，“艺”是圣人为“理民”而造，其目的在于修德求道，这样就把“道”、“德”、“仁”、“艺”等概念串连起来了，从而突出了“艺”的政治功效，“艺”最终也就成为圣人统御天下的有效工具。

《论语·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本章在内容上与前章密切相关，因此有的《论语》注本干脆把两章合为一章。

前章是太宰好奇地问子贡，孔夫子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掌握那么多技能？子贡顺势夸耀说，上天想让他老人家成为圣人，所以赋予他诸多才能。孔子后来解释说，因为我少时贫贱，生活所迫，不得不掌握各种技能。接着孔子又补充了一句：“吾不试，故艺。”这句话恰好被身边的牢听见了，于是就记了下来。

牢是何人？《孔子家语》：“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张。与宗鲁友，闻宗鲁死，欲往吊焉。孔子弗许，曰：‘非义也。’”[3] 宗鲁死于卫国齐豹之乱，琴张与宗鲁相善为友，因此他打算前往吊唁，此事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记载，杜预注曰：“琴张，孔子弟子，字子开，名牢。”由此可见，魏晋时人大多认定这个牢就是孔门弟子琴张。

孔子在解释自己“何其多能”时，前章的理由是“吾少也贱”，本章则是“吾不试”，二者有些许区别。“试”就是“仕”，即不受重用，郑玄注曰：“试，用也。”《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这里描写的是孔子出仕之前的失落状态，此时他虽然已经名声彰显，但是却得不到重用，郁郁不得志。

“吾不试，故艺”，意思就是，既然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只好在其他方面展示才艺了。显然，孔子这话是带有情绪的，但是当着别国太宰的面说不太合适，于是就私下嘀咕了一句。等到弟子们整理孔子言论时就出现了公开（子贡版）和非公开（牢版）的两种版本。

《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关于周朝国教“六艺”的言论，“礼”、“乐”最多，“射”、“御”很少，“书”、“数”则无。除此之外，在《阳货篇》中还有一则关于“博弈”的言论：“不有博弈乎？为之，犹贤乎已。”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明儒家在建言立说之初就已经形成重道义而轻技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对后世影响深远。

“射”是古代男子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也是贵族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孔子善射，经常与人切磋射技，《礼记·射义》中载：“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可见他的射技非同一般，足以引起众人围观。孔子对射道也很有研究，他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4] 意思就是，古人比赛射箭，主要是比试射技（中鹄），而不是比拼蛮力（穿皮）。当然，孔子热衷于射，主要是因为射与执礼修德有关，本章言论就是有关射的礼仪问题。

“君子无所争”是君子之德，“必也射乎”是君子之技，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有德君子在比赛射箭时是通过升降揖让之礼来体现不争之争的，也就是说，输赢不重要，关键看礼仪。

“揖让而升，下而饮”有多种断句法，《礼记·射义》引用时不断，两句为一句，钱穆《论语新解》断为“揖让而升下，而饮”。各种断句法都有道理，此从杨伯峻《论语译注》。这句主要表现了君子在射箭比赛过程中相互揖让致敬的礼仪。“升”是由阶登堂，射箭比赛一般在主宾之间进行，比赛开始时主人再三揖让，宾客再三礼让，礼仪相当繁琐复杂：“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5]“下”是比赛结束后由堂而降。“饮”是主宾之间行乡饮酒礼，这是比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礼仪更加复杂：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6]

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不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7]

比赛射箭是一项贵族运动，贵族之间必须讲究揖让升降、进退周还之礼，其精神实质是明确尊卑长幼之序，因此在比赛过程中主人一拜再拜，客人一让再让，看似一场竞技比赛，实则一场礼仪演习，宾主最终在一团和气之中完成比赛。

在比赛射箭过程中，君子还可以通过比赛结果来反思自己，进而提高道德修养：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9]

比赛结果出来了，如果自己获胜，仍应保持谦和，恭敬有礼，不要得意忘形；如果自己输掉了，也不要迁怒对手，而应该认真反省自己，这就是“其争也君子”的精髓。

《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据钱穆先生考证，本章中的达巷党人很有可能是战国秦汉时期传说中神童项槖[10]，因为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所以夸赞孔子的口气非同一般，而且孔子事后的回答也很谦卑。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未必确切，也未必重要。

“博学而无所成名”，这句话其实是明褒而实贬，褒的是孔子“博学”，贬的则是他“无所成名”，根据孔子后来提到的“射”、“御”来判断，这里的“无所成名”应该是一技之艺，即一、两项特殊的才能技艺，所以朱熹《论语集注》中说：“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技之名。”如果再作深入分析，孔子所“博学”者，主要是礼乐等古代典章知识，这些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怎么会“无以成名”呢？说明达巷党人内心里对孔子热衷于推行周朝礼乐制度的做法不太认可，他认为孔子与其不切合实际地追求虚幻的政治理想而一事无成，不如脚踏实地发挥一技之长而有所成名。当时与达巷党人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有很多，诸如长沮、桀溺、楚狂接舆、微生亩等人，他们都曾向孔子提出类似的质疑或劝谏。

弟子后来把达巷党人的话转告孔子，孔子自我解嘲地说，那么我应该专执于哪项技艺呢？是执射？还是执御？“执”是专执，“射”和“御”都属于“六艺”，如果技艺超群足以成名，但是孔子似乎并不愿意借此成名，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与“吾其为东周”之志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一句“吾执御乎”其实是正话反说，带有一点赌气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