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尚书》，即“上古之书”，主要记录了自上古帝王尧舜禹至春秋时期约两千年间九十余王的重要历史，内容丰富，规制弘大，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首选典籍。根据相关史书记载，《书》最初有三千二百余篇，然而到孔子之时，大多已佚失，仅存百余篇，后经孔子整理修订为一一八篇。

《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十分曲折复杂，孔子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孔子与《书》的关系，主要有编纂和删修两种说法。编纂之说以《史记》《汉书》为代表：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 [①]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②]

这里的“编”和“纂”是按照年代顺序和号令类别进行分类、编排和整理，在内容上并没有增减删改。

删修之说则以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为代表：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讫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③]

《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讫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 [④]

孔颖达等人认为孔子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三千多篇《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修，最后仅留一一八篇编定为《尚书》《中候》两书。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姑且不论古《书》是否有三千多篇，即便是有，仅凭孔子一人是根本无法完成如此重大的删修任务的。

和《诗》一样，孔子也把《书》作为儒学的基础课程，要求弟子认真学习和研究。不过在《论语》中，孔子有关《书》的直接言论并不多，间接言论则不少，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对于历史和政治问题比较敏感，轻易不发表意见。为了教学需要，孔子还投入大量精力对《书》进行了考证、修订、编次等整理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从《书》中汲取了许多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为构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⑤]

本章中的“或”向孔子提出“子奚不为政”问题，孔子无法做出正面回答，于是就引用《书》中言论予以答复。“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几句话是《尚书》逸文，后收录在《周书·君陈篇》中。“孝”是敬事父母，“友”是与兄弟为善，这些都是维系氏族组织内部团结的重要观念，“克”是能，“施”是施及、延及，“有”是虚词，“政”是政事。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只要发扬氏族组织的“孝”、“友”精神，并将其运用于施政领域，这就是最好的为政。《君陈》记载的是周成王的策命之词，君陈是周初大臣的名字，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命他接替周公在洛邑监治殷顽民，希望他继承周公之法，实施德治之政，用“孝”、“友”等传统观念来感化和改造殷商遗民。孔子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阐述，提出通过发扬光大“孝”、“友”等传统观念来维持现实统治秩序的政治主张。

《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书》记载的主要是上古帝王的政令、诰命以及事迹等，因此孔子有关《书》的言论大多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孔子言论中，共涉及到十几位上古帝王和大臣，比如《泰伯篇》中有一组赞扬古代帝王贤相的言论：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禹，吾无间然矣。

如有周公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分散在其他篇章的相关言论还有：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⑦]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⑧]

这些历史人物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孔子根据历史记载对他们的功绩做出高度评价。

子夏和南宫适也曾分别就《书》中记载的历史人物请教孔子：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⑨]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⑩]

这里提到的皋陶、成汤、伊尹、羿、奡、稷等人都是夏、商二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的事迹在《书》中均有记载，子夏、南宫适根据他们的历史事迹来阐述某种政治理念，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此外，在《尧曰篇》中还有一组文字出自《尚书》的《舜典》《汤诰》（《汤誓》）《武成》（《泰誓》）等篇，文字古朴，杂乱无序，与《论语》全书风格不统一，因此有人认为这些内容是错漏简窜入。其实还可以做一种大胆推测，这些内容也许是弟子学《书》的笔记，在编纂《论语》时无处编排，最后只好将其附在全书之后，另成一篇。如果这种推测成立，说明《书》在儒学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章中，子张则是直接用《书》中的原文向孔子请教，这种情况在《论语》中比较少见。“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原文出自《尚书·无逸》，文字不长，内容却很丰富：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谅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壅。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斯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高宗是商王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代王，他当太子时遵父之命长期与“小人”（农人）共同生活和劳作，因此对民间的疾苦和稼穑的艰辛有所了解。即位后，他三年不言，即所谓“谅阴”。子张向孔子请教的正是“谅阴”问题，然而孔子却没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只是把“谅阴”之事重复了一遍，含混地回答说“古之人皆然”，至于何谓“谅阴”以及为何“谅阴”等问题则语焉不详，因此不仅子张当时没听明白，现在学界也解释不清。目前对于“谅阴”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守孝服丧；二是静思观风。两种解释各有道理。谅阴三年结束后，武丁亲政，励精图治，对外开拓疆域，对内革新政治，使商王朝达到鼎盛。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史称“武丁中兴”。

《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是文王之子姬旦，鲁公是周公之子伯禽。周初分封之时，周公受封于鲁，当时因成王年幼，他必须留守王城辅佐朝政，因此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代为受封。根据《左传》记载，康叔、唐叔、伯禽等人就封之前，周公专门对他们发布诰令：“命以伯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11] 以上三句话在句式上完全相同，因此有人认为文中的“伯禽”应与《康诰》《唐诰》一样是周公的诰命之词，文曰《伯禽》或《伯禽之命》，当时都收录在《周书》中，后来《唐诰》《伯禽》两篇佚失，现在独存《康诰》一篇（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益都孙宝侗的观点）。再作进一步推测，伯禽当年就封于鲁时把《伯禽》带到鲁国，有人了解其中内容。孔子是鲁人，常在太庙助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古代典籍，因此有可能亲眼见过或听人说过《伯禽》，本章则是他复述《伯禽》中的内容。

从内容来看，周公当时对伯禽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注意发挥氏族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团结姬姓族人（“亲”与“旧”）来共同对付“商奄之民”。“不施其亲”的“施”与“弛”因音转相通，这里应作“废弛”、“弃忘”解，意思就是，不要背弃那些血亲故旧，他们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人。二是待人要宽厚，不要求全责备，尤其是对老臣故旧，如果他们没有犯什么大错，就不要轻易弃忘他们。

如果本章有关《伯禽之命》的推论能够成立，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书》的直接言论（《尧曰篇》中的一组文字不能算作直接言论）仅有三处。此外在《卫灵公篇》中，孔子还引用了一句“史之阙文”：“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这句话出自何处？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