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求教为官之道，孔子在“言”和“行”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具体落实在“多”、“阙”、“慎”三个字上，这些内容既是为官之道，也是为学之道。

“多”是“多闻”、“多见”。从政者遇事需要做出决断，就应该全面收集相关信息，包括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有利和不利等各个方面，这样才能确保决策正确；求学者求知、益智、修德，因此也需要广闻博识，多多益善。

“阙”的本义是缝隙、空缺，后引申为存而不议，孔子骂子路时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 意思就是，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就暂且搁置，不要不懂装懂，妄加评议。“疑”和“殆”是互文见义，都是怀疑、疑惑的意思。“疑”是学习中的一种常态，即便孔子这样的饱学之士也难免遇到疑惑问题，他说自己“四十而不惑”，“惑”是思想上的困顿和迷惑，比“疑”的程度更严重！

遇到疑惑问题应该怎么办？这是孔子认真思考的问题。积极的应对方法是努力求证，释疑解惑。孔子曾经介绍他在学习夏礼、殷礼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的情况：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

由于历史文献缺失等原因，孔子对于夏礼、殷礼中的许多内容产生怀疑，为了消除心中疑虑，他亲自到杞、宋等地实地考察求证，后来他对弟子言偃说：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3]

如有疑问，积极求证，哪怕千里之外也不辞劳苦，亲力亲为，这种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是令人尊敬的。孔子在这方面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当然，有些问题由于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消除疑问，那么对于存有疑问的部分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留待以后再加以求证，而对于已经确认的部分（“其余”）则可以谨慎实施，这就是“阙”的方法。孔子研究商、商、周三代礼制问题，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4]

夏礼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阙如，因此孔子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采用；殷礼虽然仍有史料遗存，但是许多内容模糊不清，无法证实，所以孔子一般也不考虑；周礼是现行制度，当相关内容与夏礼、殷礼不一致时，孔子则以周礼为依据。孔子一贯治学严谨，对于那些存疑之事，他宁愿选择“不作”、“不语”、“不知”：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5]

子不语怪，力，乱，神。[6]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7]

与通过积极求证来消除疑虑相反的方法是主观臆断、自以为是。比如鲁哀公曾向宰予了解有关社木问题时，宰予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三句话没有问题，夏商周三代社木各有不同，因地而异，随后他又自作聪明地把“周人以栗”解释为“使民战栗”的意思，这是没有经过历史考证的主观推断，极不严谨，所以事后孔子委婉地批评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8] 意思就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充分依据，就不要主观臆测，信口开河。

“慎”是相对于“言”和“行”而言的。孔子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谨言慎行，不仅可以在生活中减少犯错（“寡尤”、“寡悔”），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份稳定的俸禄。

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多闻阙疑”是一种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学方法，知识有真知、假知、疑知，求学就是要辨明真伪，释疑解惑，古今学人无不如此。王国维在为古文字学家容庚所编著的《金文编》作序时说：“孔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徐氏重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自坿于孔氏阙疑之义。”[9] 可见，“多闻阙疑”经历代传承，已经成为学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