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權）”的本义为木制（黄花木）手杖，长者执有，象征着权力、权威等，进而引申为权重、权量之义，即所谓“谨权量，审法度”[①]。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居中权衡、平衡等义，《左传》中载楚国令尹蒍敖善于排兵布阵：“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②] 杜预注曰：“中军制谋。”可见，这里的“权”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居于中，二是权于变。《公羊传》中亦载郑国贤相祭仲“知权”之事：“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③] 这里首次提出了“权者反于经”的重要观点。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④] 强调既要坚持中道，又要贯彻权变。他又以“嫂溺”之事为例，对“权”做出进一步解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⑤] 赵岐注曰：“权者，反经而善者也。”《韩诗外传》中也说：“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经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由此“权”与“经（中）”就成为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李泽厚先生用“原则性”和“灵活性”来定义二者关系，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在先秦典籍中，“权”的核心意涵是随世事而灵活变化，在精神上与孔子的“中和”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孔子以此来表达自己困中求变的处世方法和人生态度。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本章言论主要讨论的是不同阶段的人生体验，孔子连续提出了“学”、“道”、“立”、“权”等系列概念，各种概念之间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能够共同学习礼乐知识的人，未必能共同求道；能够共同求道的人，未必能树立相同的人生理想；能够树立相同人生理想的人，又未必能拥有相同的人生态度。这组概念恰好与孔子在《为政篇》中自我陈述的人生经历一一对应：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里与“权”相对应的是“四十而不惑”，因此可以结合孔子四十岁前后的人生遭际和思想变化来解读“权”的含义。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期间，已经基本完成了知识储备，政治信仰也日益坚定，他迫切渴望得到从政机会，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然而直到四十岁前后，他在政治上仍然郁郁不得志，因此思想陷入迷惘和困惑。《史记》中载：“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⑥] 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中，孔子不得不对人生理想进行认真反思，他懵懂意识到，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自己必须在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上做出某种调整和改变，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守“吾其为东周”的政治立场，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从政机会，也不可能实现政治理想。这一时期，孔子思想经历了由“惑”到“不惑”的转变，促使这一转变的就是“权”。孔子这种人生态度的微妙变化反映在出仕为官问题上，就是他主动积极地选择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在他评论古之“逸民”的言论中可以充分体现，《论语·微子》：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乎是，无可无不可。”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还是“降志辱身”的柳下惠、少连或“隐居放言”的虞仲、夷逸，这些上古“逸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都过于偏激，不足为取。而孔子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则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后来解释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⑦] 即顺势而为，与时俱进，这就是“权”的人生态度和境界。

“权”是孔子人生态度的一次重要转变。此后不久，他就迎来了人生中的政治巅峰期，官位升至大司寇行摄相事，权极一时。到了老年，他虽然被边缘化了，但是仍然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踰矩”，这也是“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