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从孟懿子开始，孔门与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曾子。当时孟孙氏的第十一代宗主孟敬子（“孟氏”）不仅对曾子非常敬重，曾子生病，他殷勤探望，[1] 而且还聘请曾子的弟子阳肤出任士师之职。皇侃《论语义疏》：“士师，典狱官也。孟子使阳肤为己家狱官也。”此说不确，士师当为鲁国公职，而非孟孙氏家臣。

士师的主要职责是听讼断狱、惩恶扬善，因此责任非常重大，不仅要能够做到明辨是非，而且要能够坚持公平和正义。当年柳下惠为鲁国士师，坚持“直道而事人”，得罪了权贵，结果被“三黜”。[2] 士师归司寇统辖，孔子曾任鲁国司寇，虽然时间不长，却积累了不少关于诉讼断狱方面的实践经验，曾子受之，阳肤再受之，孟敬子聘之，合乎情理。

孟敬子聘用阳肤为士师后，为了慎重起见，又特意向他的老师曾子请教断狱之法术，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意思就是，百姓违法犯罪，主要责任在于当权者施政失当，没有认真履行教化义务，所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一定要怀有怜悯之心，因为法外还有情。这种观点显然受之于孔子。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温情脉脉的“礼”，也有残酷血腥的“刑”，两者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互为补充，并不矛盾。从孔子的为政实践来看，孔子从来不排斥刑罚，有时手段也非常强硬，但是他要求为政者在实施刑罚之前必须对民众要怀有仁慈、施以教化，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3] 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 孔子认为，滥用刑罚杀戮只能使民众表面顺从，而推行礼制教化则能使民众心悦诚服，所以为政者必须尽到教化民众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才可以行使实施刑罚杀戮的权利。《韩诗外传》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父子讼之为不义久矣，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讼者闻之，请无讼。康子曰：‘治民以孝，杀一人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谳不治，不可刑也。上阵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凤矣。躬行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5] 鲁国有父子相讼者，执政国卿季康子认为他们不慈不孝，下令把他们杀了。然而孔子则表示反对，他认为父子相讼者是无辜的，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该追究为政者没有认真履行教化民众的责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孔子的观点：先教后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