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凉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谅阴”，亦作“梁阴”、“谅闇”，指上古时期天子居丧之庐，有一定的规制，这里代指三年服丧。高宗，即商王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代王，帝盘庚之侄，帝小乙之子，“高宗”是后人祭祀他的庙号。武丁在做太子时，遵父之命长期在外服役，生活在“小人”中间，因此比较了解民间之疾苦和稼穑之艰辛。[1] 他亲政后，从版筑匠人中擢升圣人傅说为相，又任用甘盘、祖己等一批贤臣，励精图治，对外开拓疆域，对内革新政治，使商王朝达到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关于“高宗谅阴”之事，出自《尚书·无逸》，其他古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帝小乙去世后，武丁继位，他守庐服丧、不理朝政、三年不言。这件事情原本可以作为宣传儒家“孝悌为本”思想观念的正面案例，但是“三年之丧”是否合理？子张对此感到困惑，难道为父服丧比治理国家更重要吗？估计当时“三年之丧”是孔门弟子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他弟子也有类似疑惑，宰我就曾明确向孔子提出质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所以他认为服丧一年就足够了。[2] 宰我后来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子张要比宰我圆滑得多，他从史书中找出“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相关记载来请教孔子。孔子是殷商后裔，因此他对于殷商传统礼俗比较了解。商人重鬼神之事，“三年之丧”是殷商先人的重要礼俗传统，不能轻易改变，所以他肯定地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其实孔子在祭祀先人问题上，更看重的是虔诚的态度和内在的体验，所以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 至于服丧一年或三年，这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内在的精神，外在的形式也失去了意义。

当然，随着朝代更迭、礼俗流变，人们对于谅阴三年的观念也逐步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在《国语》、《史记》等书中均有所体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4]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5] 显然，把高宗谅阴三年解释为“默以思道 ”或“以观国风 ”之类的政治策略，比孔子把“忠”与“孝”割断开来高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