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一个孔子与叶公对话时扯出来的话题。叶公向孔子夸耀道：“我们乡党有一个坦诚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盗了别人家的羊，他居然向官府举报！”孔子听后不以为然，缓缓说道：“我们乡党坦诚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父亲偷盗了别人家的羊，他一定会帮助父亲隐瞒。我们对‘坦诚正直’品格的理解是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当时他们想用“父攘羊而子证之”这件事情说明什么问题，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值得探究。

“党”为乡党，“直躬者”是品行正直的人的代名词（有人认为“躬”为人名），“攘”为偷窃。这件事情很具有典型意义，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文化习俗等多个角度来进行研究，甚至可以作为教学案例。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叶公为代表的荆楚人认为，父亲偷盗，儿子告发，这种大义灭亲的品格就是“直”，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原人则认为，父亲偷盗，儿子隐瞒不报，这种亲情为先的品格才是“直”。同一件事情，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真实反映了中原文化和荆楚习俗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两种政治观念的差异。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孔子倡导以礼治国，其理论基础是建立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天大地大，亲情为大，不能因为父亲违法而斩断血缘联系，因此“父为之隐，子为父隐”是符合以礼治国政治要求的正确行为，是真正的“直”；叶公则倡导以法治国，国无法不立，人无法无行，任何人不得徇私枉法，更不能因亲情而法外开恩，因此“父攘羊而子证之”是符合以法治国政治要求的正确行为，是真正的“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孔子倡导以孝为本，“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 显然，“孝”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是高于“仁”、“忠”等道德规范的最高范畴。而“直”只是一种近似于“忠”或“信”的道德品质，卫大夫史鱼能够做到“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称赞其“直”，[2] 这种“直”近似于“忠”。微生高特意到邻家去转借醋给人，孔子对他的“直”提出质疑，[3] 这种“直”则近似于“信”。与“孝”相比，“直”是一种从属于“孝”的道德规范，按照层级高低排序，“孝”为最高范畴，其次是“忠”或“信”，再次才是“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体现了父慈子孝的道德要求，因此应该大力倡导；叶公则认为“忠”是最高范畴的道德规范，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君权观念，忠于国君为“公”，父子相隐则为“私”，任何以“私”害“公”、以“孝”害“忠”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应该坚决制止。“父攘羊而子证之”符合忠君报国的道德规范，因此应该大力发扬。

此外，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社会学或民俗学等角度来进行分析，结果也一定很有意思。

关于“父攘羊而子证之”之事原本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后人进行了各种演绎，从而使这件事情变得富有戏剧性了。《韩非子》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4] 直躬者向官府告发父亲的违法行为，结果反而被楚王杀死，韩非子认为这都是“儒以文乱法”的结果。《吕氏春秋》的记载更加荒诞离谱：“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其父）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5] 直躬者向官府告发违法犯罪的父亲，先尽忠君之道，然后自己再替父受刑，后尽孝父之道。他的行为感动了楚王，楚王最终赦免了他。显然，故事的编撰者对于这样的结果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借孔子之口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直躬者反复折腾完全是沽名钓誉，如果让这样的人得逞，那么“信”也就不成为“信”了！当然，这些后续记载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无非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基本没有什么史学研究价值，但就编故事而言，其中不乏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