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在五十岁前后，思想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在思辨内容上，逐渐从思考人生和世道拓展到探究天道和命理；在思辨形式上，逐渐趋于理性化、理想化和神秘化。所以他说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1]”。

无独有偶，孔子在“知天命”之年开始钻研《易经》，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史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3]。”那么孔子“五十以学《易》”和“五十而知天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易》原本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可见《易》是一部使人们主观意识和外部客观规律达到统一境界的命理书（算命书）。《易》分《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诠释和解读。按照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说法，《易传》是孔子晚年喜《易》而作，不过这种说法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孔子晚年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整理和研究《易经》，并对《易经》思想做出许多精辟阐述，这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流传下来的《易经》和新近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易经》中都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的形式记录了许多孔子关于解读《易经》的思想言论，也许这些言论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话，但在思想上与《论语》中的儒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应该是孔子晚年研究《易经》的思想成果。

孔子为什么在五十岁以后开始钻研《易经》呢？

首先，孔子研究《易经》与其人生遭际和鲁国政坛变故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在五十岁以前一直仕途蹇促，郁郁不得志。五十岁以后突然时来运转，春风得意，先出任中都宰，然后擢升为司空，旋即又升为大司寇兼行摄相事，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然而孔子深知鲁国政坛凶险多变，“公室”与“私家”、家臣与宗主以及“三桓”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关系扑朔迷离，各种争斗异常激烈，短短数年间，前有“阳货之乱[5]”，后有公山弗扰以费叛[6]，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孔子是一个怀有政治理想的人，面对混乱局面，既要有所作为，又要规避风险，确实需要大智慧。如何才能做到“无大过”？必须“知天命”；如何才能“知天命”？必须认真研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经》，从中领悟顺应天道、躲避人祸的哲理。

其次，儒学发展需要理论创新。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一直偏重于人文应用领域，对于世界本源以及自然现象等问题则始终采取“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7]”的回避态度，因而致使儒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相对薄弱，制约了儒学的发展。孔子在构建儒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从五十岁开始致力于研究《易经》，因为《易经》中蕴含了许多关于天地之运行、四季之交替、阴阳之变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等的哲理，他可以借此来完成儒学理论的升华，为儒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再次，《易经》是儒学经典之一，孔子在完成《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修订工作后，必然转而集中精力来整理和诠释《易经》、《春秋》等内容更加深奥的典籍，这样才能开设新的教学科目，以满足那些已经完成基础科目研修的弟子们的求知需求。不过，《论语》中未见孔子教授或与弟子讨论《易经》的内容，以后的史书中也未见其弟子讲习和传授《易经》的记载，可能孔子觉得《易经》内容过于深奥，他一直没能物色到天资和悟性俱高的合适人选，因此只好自己穷究其理、自得其乐了。这对于儒学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