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之事当发生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史记·宋世家》载：“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载：“（景公）二十五，孔子过宋，桓魋恶之。”两处记载时间一致，宋景公二十五年当为鲁哀公三年。然而《史记·孔子世家》却将此事的发生时间定在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是岁，鲁定公卒。”显然有误。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去世，孔子不久便离开卫国，再次到陈国求仕，途经宋国，于是就发生了“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之事。《论语》只记载了孔子当时的言论，《孟子》、《史记》等书则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1]。”这里的“要”作“拦截”解。“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

仔细推敲上述两段文字，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几个判断：第一，孔子是因为“不悦于鲁卫”而被迫离开卫国的，因此出行比较仓促；第二，孔子此行是途径宋国，他并未打算在宋国久留。但是宋司马桓魋未必了解孔子的动向，他误以为孔子此行的目的是回到宋国来搅局的，因此对他高度戒备、充满敌意。桓魋的警觉和怀疑是有道理的：桓魋是宋桓公的后代，深受宋景公恩宠，此时桓氏兄弟在宋国权势很大，无人能敌。孔子是宋国公室的后裔，其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的长子，后授位于宋厉公。孔子不仅有宋国贵族血统，而且诸侯国中声名显赫，影响很大，他此时回到宋国，必将对桓氏兄弟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桓魋“将要而杀之”；第三，孔子途经宋国，并未进入宋都，他们一行人只是在荒郊野外的一棵大树下稍作停留休整，并与弟子们讲习礼仪。桓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监视，并命人拔倒大树，对孔子等人实施驱离。桓魋当时是宋国司马，主掌军政和国防事务，孔子等人未经允许进入宋境，他当然有权驱离，而且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件事情，如果站在宋司马的立场上来看，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后人大多是站在圣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的，因此得出了“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的有罪推断。其实未必；第四，孔门弟子中肯定有几个像子路一样不省事的，于是双方冲突逐渐升级，弟子们担心孔子受到伤害，因此劝他赶紧离开。孔子倒是胸有成竹，端起架子，缓步徐行，所以《史记》两处记载都用了一个“去”字，而不是“走”字，这是大有区别的；第五，孔子缓步离开冲突现场时的心理状态完全是阿Q式的，因为他心里明白，如果桓魋真想杀自己，他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所以不如在弟子面前表现出英雄气概来，关键是还得说几句鼓舞人心的话，于是他豪气冲天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凡到了紧要关头，孔子无法左右局面时，他都会把“天”抬出来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3]。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关键是孔子当时说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弟子们在记录孔子言论时，顺带把事件梗概记载下来。孔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上天已经赋予他传承懿德的神圣使命，因此在他未完成使命之前，任何人都是奈何不了他的！这也许就是孔子当时的真实想法。

孔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当时六十岁，正值“耳顺”之年，所谓“耳顺”，就是能够以“知天命”的心理状态来应付眼前遇到的一切困难，做到神情自若，举止泰然。面对桓魋的挑衅滋事，孔子居然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坦然说出“天生德于予”这样的豪言壮语，并将自己成功化解困厄与“天”、“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胸襟与气概确实令弟子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他们就把这两句话收录在《论语》书中。后人为了解读这两句话的深刻含义，大费周章，反复揣摩，做出种种推断和臆测，但仍不得要领。其实事情原本并没有那么复杂，孔子的这两句话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假话，不能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