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两个王子,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们身处乱世，能够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堪称“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2]”。后人循着孔子定下的调子，对他们也多有赞誉，孟子说他们是“圣之清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3]”。韩非子说他们“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4]”。屈原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5]”。司马迁作《史记》，把《伯夷列传》放在人物列传的首篇，并以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方式，说他们是“积仁洁行”的善人。唐代韩愈则专门写了一篇《伯夷颂》……

伯夷、叔齐有何行止？何以能得到这么多赞誉？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他们的主要事迹有：一是让位避世。相传孤竹国国君在世时立叔齐为王位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欲让位于长兄伯夷，伯夷则认为父王的遗命不能更改，于是跑到北海之滨隐居去了。叔齐也不愿意继承王位，随后也跑到北海之滨隐居了[6]。国人见大王子和三王子都跑掉了，只好推举二王子（中子）为国君。孟子对他们避位隐居的解说稍有不同，认为他们是为了逃避商纣暴政而“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7]”；二是“叩马而谏”。殷末之际，周人渐兴，西伯（周文王）仁德，伯夷、叔齐听说周文王“善养老者”，便从北海之滨赶到丰邑。此时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继位，他正在积极准备东进伐纣，伯夷、叔齐得知后，拦在周武王马前，拉住马辔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就伦理而言，文王去世，三年服丧未满，武王就大动干戈，以臣讨君，确实不孝不仁，故而他们“叩马而谏”，表示反对；三是“不食周栗”。武王克殷，取而代之，天下宗周称臣，伯夷、叔齐则不愿意与不孝不仁之徒为伍，他们跑到首阳山隐居起来，采薇而食，作歌为乐，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上述三件事情，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评判，伯夷、叔齐不与敌对势力同流合污，洁身自好，标榜清高，这些道德品质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评判，他们顽固地坚持狭隘的政治立场，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阻止武王伐纣。当历史完成新旧朝代更替后，他们表面上放弃反抗，选择隐居避世，实质上是隐藏仇恨和夙怨，拒绝与周朝统治者合作，因此他们不是“不念旧恶”，而是心怀仇恨！

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坚持商人的政治立场，拒绝与周王朝合作呢？这与孤竹国的历史渊源有关。孤竹国是殷商北面的一个小方国，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河北省滦河和青龙河一带，以农牧为主。孤竹族原本是商部族的一个旁支，商部族迂回南下中原时，他们逐步与部落联盟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氏族部落，以墨胎为姓氏，并一直奉商部族为宗主。伯夷、叔齐一直视自己为商人，他们的进退出处也以商王朝的兴衰存亡为准则。因此周武王兴兵伐纣，他们站在商王朝的政治立场，“叩马而谏”，表示反对。周朝建立后，他们谢绝礼聘，不仕于朝，隐居到首阳山中，耻食周栗，最后饿死山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清高孤傲或沽名钓誉，而是要表明他们与周人之间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耻食周栗，是因为周人与他们有灭国之恨，弑君之仇！

孔子也是殷商后裔，在血缘关系上，他与伯夷、叔齐之间存有某种天然联系，因此他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亡国之恨。殷商亡国，伯夷、叔齐选择放弃反抗，隐居深山，不食周粟，其实这些都是故作姿态的无奈之举，然而孔子却把他们美化为“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圣人。这句话里隐含的真正意思是：伯夷、叔齐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们在道德上却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