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评价甯武子“愚不可及”，其实这里的“愚”是智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愚”比“知”的境界更高，高到无人可及。《论语》中类似的评述还有：“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通过相同句式的比照参验可以看出，甯武子之“愚”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知”，这种“愚”的状态可以在“邦无道”时保全清誉、免于灾祸。

比较能够表现甯武子之“愚”的历史事件是“卫甯武子来（鲁）聘[3]”。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甯武子受命出使鲁国，鲁文公亲自设宴款待。席间鲁文公让乐人吟诗助兴，乐人吟诵的是《诗经·小雅》中的《湛露》和《彤弓》。这两首诗都是周天子在宴飨诸侯时吟诵的，这种场合显然是不合礼仪的，所以当时甯武子佯作不知，既没有按照礼俗答赋，也没有向鲁文公致谢。宴飨结束后，鲁文公派人向他询问缘故，他假装说：“刚才乐人吟诵诗赋是为我们助兴的吗？我还以为是他们在演习技艺呢。”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说：“我听说以前诸侯朝拜天子，天子宴飨诸侯，吟诗作乐，吟诵《湛露》是引喻天子像阳光一样普照天下，诸侯受天子之命出行；吟诵《彤弓》则是引喻诸侯向天子献四夷之功，天子嘉奖诸侯，赏赐彤弓一张，彤矢百支。我只是卫君的一个陪臣，代表卫君前来修继旧好，怎敢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呢？所以我以为刚才是乐人在演习技艺。”对于鲁文公的不礼行为，如果甯武子当场制止，有违君臣之礼，如果与鲁文公一同享受，又犯了僭越之礼，面对两难的尴尬境地，甯武子以“愚”（佯作不知）的方式来应对，这样既保全了鲁文公的面子，又避免自己违反礼仪，故而孔子说他是“愚不可及”的智者。

孔子评述甯武子“愚不可及”主要是与其身处的政治环境和人生遭际紧密联系的。孔子认为，邦国有道，当智则“知”；生逢乱世，当愚则“愚”，这才是“愚不可及”的智慧境界。

甯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世袭大夫，公族成员，从政时间大约在卫文公、卫成公时期。卫文公是卫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为之君，他继位之初，卫国刚刚经历了灭国之灾，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他励精图治，勤俭治国，节俭材用，发展农业，通商惠工，轻赋平罪，敬教劝学，选贤任能。他执政二十五年，卫国的经济逐步恢复，国力日益增强，实现“卫国忘亡[4]”。卫文公执政时期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邦有道”，这一时期甯武子积极入仕辅政，充分发挥其智慧与才干，辅佐卫文公完成了重建卫国的大业。

卫文公去世后，太子郑继位，是为卫成公。卫成公是一个骄奢淫逸、昏庸无道的国君，他继位后贪图享受、不思进取，致使刚刚摆脱困境的卫国再次陷入混乱：对外不仅失信于周王朝和晋国，而且还频繁受到北狄的侵袭；在国内君臣失和，争斗不已，经济凋敝，人心涣散，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邦无道”。然而甯武子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如孔子所言，为了全身远害而晦智藏名，表现得“愚不可及”。恰恰相反，无论是卫成公掩洫在外时期，还是复国执政时期，他都积极有为，锐意进取，致力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辅佐卫成公治理国家，逐步使卫国走出困境。如此看来，孔子评说甯武子“愚不可及”的断语是不成立的。为此前人做出多种诠释，有的认为“成公复国后，武子辅政凡十余年，其间如请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谓有道则知也[5]”；有的认为“卫成公之过恶不多见也，惟有信谗杀元咺、子角一事而已”，因而无道不在成公[6]；还有的认为“邦无道”是指晋国或鲁国，而非卫国，各种说法似乎都没能把问题解释清楚。

在《左传》中，甯武子无论“邦有道”或“邦无道”，他始终是一个忠于社稷、积极有为的辅政大夫；然而在《论语》中，他则成为一个或“知”或“愚”的智者。“传”（《左传》）与“论”（《论语》）两者不一致，如何理解？孔子大约迟于甯武子一百年左右，时间不算久远，他仍可从民间获知许多关于甯武子事迹的传说，因此他做出“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评价应该是有根据的，是可信的；然而通检《左传》相关记载，除“卫甯武子来（鲁）聘”一条外，似乎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孔子关于甯武子“愚不可及”的评述。甯武子无论在卫文公执政的“邦有道”时期或在卫成公执政的“邦无道”时期，他始终表现出一个有所作为的“知”者风范。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无法解释，因为“史”与“论”的功能不同，所以论者与史者在观察视野和材料取舍方面各有侧重，孔子重在理性发论，因此他可以摆脱具体事例，高度概括；而左氏则重在忠实记述，因此他必须还原历史，保证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