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氏旅于泰山”，这里的“季氏”应该是季康子，他是继季平子、季恒子之后的季氏宗主，当时冉有给他当家宰，所以孔子想让他出面阻止季康子祭山的违礼行为。冉有是孔门弟子中从政比较成功的，被孔子列为“政事”特优。冉有为季氏家宰长达十几年[1]，经常在季康子与孔子之间过话，为季康子担了不少罪责。“旅”，通“胪”，是祭祀山川的专用祭名。

孔子与季氏三代宗主都有过交道。季平子当政时期，孔子尚未出仕，人微言轻，因此尽管他对季氏的种种违礼行为提出批评，但并未起到多少作用；季恒子与孔子关系比较密切，孟子说：孔子之于季恒子，“见行可之仕也[2]”。所谓“行可之仕”，是指他们两人志同道合，可以共同行道。后来孔子出任大司寇行摄相事，和季恒子一道辅佐鲁定公崇公室，堕三都，贬家臣，做成不少事情，在诸侯各国也形成一定的影响；季康子当政不久，孔子应召返回鲁国，当时他已经名重天下，弟子人众，被季康子奉为“国老”，但是由于两人政见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3]”，所以孔子对于现实政治中的许多事情都不愿意公开表态，尽量避免与季康子发生正面冲突。

季康子以卿大夫的身份祭祀泰山，此举显然僭越礼制，因为按照周礼规定，只有分封诸侯才有资格代表周王祭祀封内的名川大山。但是当时鲁国的实际情况是君弱臣强，鲁哀公从小养尊处优，“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4]”，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所以只好事事依赖执政国卿季康子。季康子为人强势，好斗尚勇，平时根本不把鲁哀公放在眼里，他执政期间独揽军政大权，四处挑起战争，给鲁国带来深重灾难，鲁国公族公叔务人（鲁昭公之子）就曾对他提出批评：“事充（徭役烦）政重（赋税多），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5]？”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季氏旅于泰山”事件就不足为奇了。

孔子得知季康子打算祭祀泰山的消息后，并没有直接去找季康子表达反对意见，而是希望通过弟子冉有加以劝阻，他问冉有道：“女弗能救与？”这是一种试探性的语气，明显底气不足。冉有回答得很干脆：“不能。”被弟子断然拒绝的情况发生过许多次，孔子似乎也并不在意，因为此时他的人生境界不仅经历了“耳顺”，而且已经达到“纵心所欲，不踰矩”，心境愈加沉静、淡定和超脱。被冉有拒绝后，孔子感叹道：“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这里又牵扯出林放这个人物，如果不把林放搞清楚，就难以准确了解孔子的立场与态度。

《论语》书中，林放除了在这里出现一次之外，还有一次是他向孔子请教“礼之本”，孔子回答道：“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6]。”所谓“大哉问”，究竟是褒是贬？令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的两句是典型的选择型句式，孔子认为“礼”的本质应该是在“奢”与“俭”、“易（周全）”与“戚”之间选择后者。也就是说，就礼仪而言，与其奢侈，宁可俭朴；就丧礼而言，与其周全，宁可悲戚。孔子每次回答“问礼”问题时说法都不一样，他往往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回答的，那么他回答林放“问礼”问题时是针对什么情况的呢？

林放，字子丘，鲁人，过去有的注家说他是孔子门人，但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均不载其人，因此即便他是孔门弟子，也属于不入流的角色，未登七十二贤之列。《汉书·古今人表》中有“林放”，被列为第五等“中中”之人，可见他在品行学识方面差强人意，堪堪而已。孔子对于季康子僭越礼制、祭祀泰山的行为表示不满，便把他拿出来说事，说泰山不至于像林放一样不懂礼仪规矩，接受季氏的祭祀吧？孔子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林放在当时是不知礼仪的典型，但凡遇有不礼行为，他就成为参照人物；二是他是奢侈之人，所以孔子回答他“礼之本”之问时，有针对性地说：“礼，与其奢也，宁俭。”

有了林放这个参照人物，大体可以推断，季康子祭祀泰山这件事情，不仅僭，而且奢，孔子当然心中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