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家者”，特指春秋时期鲁国卿大夫之家孟氏（仲氏）、叔孙氏和季氏，后缀“者”字特以别之，这是古代汉语的表述惯例。因为“三家者”均出自鲁桓公，故而又称“三桓”。鲁桓公共生有庆父、同、牙、友四子，按照孟仲叔季排序，公子庆父是庶长子，排名为孟，太子同虽然排名为仲，但他是嫡出长子，因此后来继位为君，是为鲁庄公，公子叔牙排名为叔，公子季友排名为季。

“三桓”在鲁国公族中势力最强，他们不断侵占公田，壮大实力，在与其他公族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鲁国公族大夫东门遂发动政变，杀嫡（嫡出公子恶和公子视）立庶（庶出公子俀），鲁君自此地位日卑，失去国政。后来“三桓”联手清除东门氏，取而代之，执掌国政。从鲁宣公开始，“公室”日渐衰落，“三桓”更加强势，他们效法齐、晋贵族的做法，在国内进行田赋和兵制改革，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立“税亩”制度[1]，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作丘甲[2]”，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3]”，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又“舍中军，卑公室也[4]”，“公室”权力一步步被蚕食。到了鲁昭公时期，国君大权旁落，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国家的政权、军权和财权则完全落入“三桓”掌控之中。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季、郈之鸡斗[5]”事件，“三桓”联手发动政变，篡夺政权，鲁昭公被迫流亡齐国。此后八年，鲁国国政由季氏宗主季平子代理，“三桓”更加不可一世，恣意妄为，他们连国君都敢动用武力驱赶出境，更不用说什么礼制约束了，于是就发生了“三家者以《雍》彻”事件。根据相关史料推断，这起事件应该发生在鲁昭公淹恤在外期间，即鲁昭公二十五至三十二年（公元前517—510年），而且不是偶一为之，所以孔子对此提出批评。

“《雍》”是《诗经·周颂》中一首诗的篇名，《诗经》中作“《雝》”。《雍》原本是周武王祭祀周文王的一首颂诗，鲁国世秉周礼，周公分封诸侯时让伯禽把《雍》带到了鲁国，作为鲁国历代国君祭祀先祖的颂诗，一般安排在“彻”这个仪式上唱颂。“彻”是祭祀完毕后撤去尊俎等祭祀用品时的一个仪式。春秋时期，在重要的祭祀仪式或外交活动中，选择赋颂诗篇是非常讲究的，赋诗必须符合当时的情境、场合、内容、人物身份以及礼仪规范等。《左传》等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左传·文公四年》载，卫国大夫甯武子受命出使鲁国，鲁文公亲自设宴款待，席间让乐人赋诗助兴，乐人赋颂的是《诗经·小雅》中的《湛露》和《彤弓》。这两首诗都是周王宴飨诸侯时赋颂的，《湛露》比喻周王的恩德像阳光一样普照天下，诸侯受天子之命出行，《彤弓》则是四方诸侯向周王献四夷之功，周王嘉奖诸侯，赐以彤弓和彤矢。显然，鲁文公在这种场合吟诵这两首诗是不合时宜、有违礼仪的，所以甯武子当时只能佯作不知，既没有按照礼俗答赋，也没有向鲁文公致谢。孔子后来称赞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6]”。同样，“三家者”在家祭进行到“彻”时唱颂《雍》诗，僭用周天子之礼，对于这种公开僭越礼制的行为，竟然无人出面干预，可见当时鲁国的政治生态何其恶劣。

孔子是周礼的坚定维护者，虽然他的身份和地位不足以与“三桓”抗衡，但是他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出发，对他们的僭礼行为提出了批评。他先巧妙地引用了《雍》诗中的诗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相”是助祭者，“辟公”是诸侯，“穆穆”指容止端庄肃穆的样子。意思就是，当周王祭祀先祖的仪式进行到“彻”时，助祭者是封国诸侯，主祭者是神情肃穆的周王。然后他进一步诘难道：“奚取于三家之堂？”《雍》诗中唱颂的内容，用在三家之堂的祭祀仪式上，是否合适？是否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