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不踰矩。’”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是五十五岁离开鲁国的，他先去了与鲁国比邻的卫国。在卫国，卫灵公出尔反尔，南子态度暧昧，所以他一直去留不定，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几次。此后他带着弟子们奔走于卫、匡、浦、曹、郑、陈等国之间，经历了许多磨难，过匡时被匡人拘押五日，适宋时受到宋司马桓魁的威胁，在郑国又与弟子们走失……一路奔波鞅掌，何其凄惶。六十岁时，孔子在陈国。《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室，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孔子家语》对孔子未验先知又进行了演绎，当陈惠公问他“何以知之”时，他回答道：“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后，鲁国使者来报，桓、僖之庙果然被大火烧毁，陈惠公不禁赞叹道：“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弟子子贡也借机向陈侯吹捧孔子是“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1]”的圣人。可见孔子当时在诸侯国间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孔子大约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卫、过宋而至陈的，这一年他正好六十岁。到陈国后，他开始住在司城贞子家，“司城”是官名，“贞子”是谥号，古代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可见司城贞子是一个有德君子。在司城贞子的引荐下，孔子出仕“为陈侯周臣[2]”，受到陈惠公的礼遇，“宾之于上馆[3]”，经常出席陈国贵族的宴游活动，为陈侯解答楛矢来历之类的疑难问题[4]。可惜好景不长，陈国因地处南北要冲，国贫兵弱，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吴、楚等大国的侵扰。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兴兵讨伐陈国，陈国向楚国求援，楚昭王亲自率军师于城父。当年秋七月，楚昭王病死军中，楚军“潜师闭塗”而还，陈国形势严峻，岌岌可危[5]。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孔子见吴国军队大兵压境，大战在即，只得辞官而去，逃离陈国。孔子在陈国淹泊三年，所以孟子说他“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6]”。

孔子离开陈国后，受到楚国叶公诸梁的邀请，带着弟子们渡过颖水，匆匆赶往楚邑负函（今河南信阳），行至陈、蔡两国边境时竟断粮数日，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困顿窘迫之极。“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7]”。困境之中，随从的弟子们难免对孔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有人甚至说出一些过激的话（逆耳之言）。“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而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8]。’”师徒之间对话的火药味十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还是表现出较高的涵养，真正做到了“君子坦荡荡[9]”，他反复强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0]？”“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为了安抚弟子们的情绪，他分别找子路、子贡、颜回等年资较深的弟子谈心，向他们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目的就是要打消他们的疑虑，坚定求道的理想与信念，精诚团结，共同战胜眼前的困难[12]。

孔子等人往返负函途中，必须经由新迁于上蔡的蔡国。蔡国是周初分封的中原诸侯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为吴所灭，大批遗民流离失所，但他们坚持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愿接受南蛮异族文化的同化。孔子在途中遇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都是故蔡遗民，他们为了保持名节，甘守清贫，隐姓埋名，不愿出仕。当他们听说孔子远赴楚国求仕时，都表现出极大的鄙夷和不屑，冷嘲热讽，挖苦讽刺，说了许多令人难堪的话（逆耳之言），由此而引出孔子“六十而耳顺”之言[13]。

关于“耳顺”，前人做过多种诠释，多与“顺天”和“从人”联系起来理解，未免过于繁复。孔子所言“耳顺”，应该与他六十岁前后的遭际有关，并无其他特别含义，因为孔子的世界观早在三十岁时就已经基本形成，五十岁时已经完全成熟，六十岁时不会再有新的变化，至多只是在为人处世的方法上作一些小的调整，以期更加随性从容而已。孔子六十岁前后身陷困境，屡遭磨难，不仅受到弟子们的质疑，也遭到故蔡遗民的奚落，各种负面的声音不绝于耳。说话与听话互为主客体，如果以说话者为主体，他可以说出顺耳之言（今言人说话中听仍言“顺耳”）或逆耳之言；如果以听话者为主体，他可以作出回应或不作回应，即便话再难听，他也可以做到无动于衷、未行于色、不争不辨，这就是“耳顺”。孔子六十岁以后，人生经历了许多坎坷磨难，修养日臻完善，心境愈加沉静，他已经不需要再与别人争辩什么了，明白人自然明白，糊涂人说再多也无用，所以你说我听，听完后淡然一笑，不置可否，这就是“耳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