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不踰矩。’”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天命观是春秋时期人们认知自然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当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无法做出正确认知和科学解释，只好归之于“天命”，如“各敬尔仪，天命不又[1]”。“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2]”。“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3]”。“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5]”。“周德虽衰，天命未改[6]”。“善之代不善，天命也[7]”。当然，当时已有少数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子产、晏婴等人）对天命思想产生怀疑，但这毕竟不是主流。

孔子虽为“圣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但他毕竟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主流意识的束缚，因此天命思想仍然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中，孔子多次称“天”，表达了他对“天”或“天命”的敬畏和无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8]。”“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0]。”同时孔子治学严谨，多闻阙疑，他对于许多无法认知或缺乏依据的事情一贯采取“存而不论[11]”的谨慎态度，所以《论语》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12]。”“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3]。”

所谓“天命”，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当人们不断通过实践和思辨，逐渐认知和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顺应规律，少犯错误。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不仅说明他不仅在学识和修养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认知事物发展规律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那么孔子在五十岁前后究竟经历了那些事情？他的“知天命”又当如何理解？

孔子五十岁，当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这一年鲁国发生“阳虎之乱”，执政国卿季桓子险遭阳虎暗算。阳虎原本只是季氏的家臣，却能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这不得不让鲁君和“三桓”暂时放弃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重新考虑整饬尊卑贵贱有序的统治秩序，于是一贯倡导以加强道德修养来维护“周公礼制”的孔子脱颖而出，受到重用。从鲁定公八年至十二年（公元前502—498年），是孔子从政的鼎盛时期，他先为鲁国中都宰，旋即升为司空，不久又由司空擢升为大司寇行摄相事，位列国卿，位高权重。孔子辅政期间主要干了两件大事：“夹谷之会[14]”和“堕三都[15]”。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孔子一时名声鹊起，威震诸侯。正当孔子准备施展才干、大干一场的时候，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却中了齐景公的离间计，他们不仅“怠于政事”，狗马声色，而且还“不致膰俎[16]”，弃用孔子，孔子后来不得不失落地离开鲁国。

经历了这次坎坷之后，孔子对于鲁国贵族腐朽没落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鲁定公为首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不思进取，昏庸无能，在生活上穷奢极欲，荒淫放纵。与此相反，鲁国政坛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则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发展活力，阳虎、公山弗狃等人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们雄心勃勃，敢做敢为，在鲁国民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威望，“阳虎为政，鲁国服焉[17]”。在这场新旧势力的较量中，孔子已经看清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贵族统治终将被新兴势力所取代，这是“天命”注定的，任何人为努力都无法挽回。尽管孔子把历史发展趋势的动因归结为唯心主义的“天命”，但并不影响他对客观形势所做出的正确判断。能在未见端倪之时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并做出正确判断，这就是“知天命”。

孔子五十岁前后，虽然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在修学明道方面却业更精进。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8]。”他从五十岁前后开始钻研《周易》，由此而一发不可收，直到老年仍沉浸其中，穷究义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19]”。孔子为什么在五十岁时开始钻研《周易》呢？一方面因为《周易》是儒学经典之一，他在完成《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修订工作后，必然转而集中精力来整理和诠释《周易》、《春秋》等内容更加深奥的典籍，这样才能开设新的教学科目，满足那些已经完成基础科目研修的弟子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周易》虽然是一本卜筮之书，但其中蕴含了天地阴阳变化的无穷哲理，天地之运行、四季之交替、阴阳之变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无不与此相关。如果说《诗》、《书》、《礼》、《乐》是关乎人事的知识，那么《周易》则是关乎天道的知识。孔子“五十以学《易》”，说明他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更本源的范畴来发现和把握事物运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将此称为“知天命”。

孔子认为自己经历了仕途坎坷和研习《易》理之后，已经在思辨层次上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所以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0]！”所谓“下学”就是明人事，而“上达”则是知天理。他认为只有完全领悟了人事和天理的人，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道德修养才能达到“知天命”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