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不踰矩。’”

《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列国周游，回到了鲁国[1]。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八岁，年届古稀。

孔子回到鲁国时，鲁哀公在位，季康子执政，他们表面上对孔子都很敬重，尊称其为“国老”，时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但是孔子回答问题很少就事论事，具体阐述，而是从道义的高度来进行理性概括。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重点强调任用贤人问题：“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季康子也曾多次向他请教为政问题，他则反复强调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5]。”“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他对季康子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是加强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然后用道德力量来感化所有的人。可以看出，孔子此时思考问题已经跳出具体事务，他更为关注的是为人之道或为政之道，思辨形式趋于形而上。一般来说，人们的思维，越具体就越容易发生错误，越抽象则越难以辨别对错。这也许就是孔子“七十而纵心所欲，不踰矩”的真谛。

鲁哀公、季康子等人虽然表面上对孔子非常敬重，事事相询，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并没有认真听取孔子的意见，而是采取虚以委蛇、敷衍应付的态度。季氏欲“用田赋”，厚取于民，派冉有去向孔子征询意见，孔子认为此举违背了“周公之典”，表示反对。然而季氏并不买账，第二年春天便在全国推行新的田赋政策[7]；鲁哀公夫人吴孟子去世，季氏主持葬礼，因其与哀公同为姬姓，故而“不称夫人”、“不反哭”、“不言葬小君[8]”等等，有违礼仪。孔子以“国老”的身份前往吊唁，行小君之礼以提醒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对孔子的举动置若罔闻，无动于衷[9]；季氏打算对封内小国颛臾用兵，冉有、子路受季康子委托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说了一大通道理，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威胁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0]。”然而季氏并没有因他反对而有所收敛；齐国陈恒发动政变，弑杀齐简公，孔子斋戒三日，入朝觐见鲁哀公，请求派兵讨伐齐国，惩处弑杀国君的乱臣贼子，鲁哀公不想多事，让他去找季氏商量。孔子果真找到季氏，结果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后来他自我解嘲道：“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11]。”凡此种种，说明孔子在现实政治中已经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好在他对此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纵心所欲，泰然处之，一切都在“无可无不可[12]”之间。

孔子老年体弱多病，精力不济，经常一病不起，弟子们非常着急，“子疾病，子路请祷[13]”，“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14]”，所谓“臣”，就是料理后事的人。后来孔鲤、颜回、子路等人相继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他自己哀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此时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文武之道”、“周公之制”。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人西狩获麟，孔子有所感悟，自知有生之年难以实现东周之志[15]，因此退而作《春秋》，以警后世。这一年孔子七十一岁。关于孔子作《春秋》，最早的记载见于《孟子》：“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6]？’”《史记》基本沿用了这种说法：“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17]。”孔子之于《春秋》，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作”，有人说“修”，还有人说“传”，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孔子晚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习《春秋》，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活动，而是一种带有明确功利目的（“乱臣贼子惧”）的政治活动。

孔子晚年“喜《易》”、“作《春秋》”，他全心身地沉浸其中，“学不厌而教不倦[18]”。就思辨形式而言，研究《周易》体现的是思维的深度，研究《春秋》则体现的是思维的广度。如果在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拓展和延伸，这就是“纵心所欲”，天马行空。但是无论心欲如何纵横，仍有“一以贯之”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9]。”所谓“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0]”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1]”。在政治上永远不偏离“文武之道”这个根本方向，这就是“不踰矩”。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22]。”言辞颇为恳切，似乎透露出许多无助和无奈。孔子最后五年，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郁郁不得志，但在学业研究和道德修养方面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万世景仰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