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里记叙的是一组非常特别的隐世狂人——“晨门”、“接舆”、“长沮”、“桀溺”、“丈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只是根据所处之事临时取的称呼，如晨兴伺门者为“晨门”，接孔子之舆者为“接舆”，当津而耕者为“长沮”、“桀溺”等。孔子统称他们为“隐者”。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现实政治极度厌恶和鄙夷，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因此选择避世隐居，放言浪行。孔子则不然，他面对现实，坚持信念，采取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有为态度，因而遭到这些人讥讽和奚落。“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也不以为意。出世与入世，反映的是积极和消极两种人生态度，谈不上优劣高下，但是与这些人狂狷孤傲的处世态度相比，孔子的宽厚大度就显得亲近许多。

晨门，鲁都曲阜石门的晨昏开闭之吏，亦称阍人，有贤智，知世事混乱不可救，于是隐为抱关守门者，讥讽孔子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

接舆，姓陆，名通，字接舆[1]，春秋时期楚国贤达隐者，与孔子同时。楚昭王时朝纲无常，政局动荡，他披发佯狂，隐居不仕，以躬耕为务，故时人谓之为楚狂。楚王知其贤，聘以黄金百镒，车驷二乘，他不为所动，夫负妻戴，游于山海，不知所终[2]。《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可见他的言行举止不为世人所接受。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接舆过孔子门而歌之事在子路问津和遇荷蓧丈人之后，此时他已六十三岁。

长沮、桀溺，楚之隐者，二人隐姓埋名躬耕于水津，自食其力，自得其乐。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此事发生在孔子自叶返蔡的途中。《水经注》：潕水方城西有黄城山，即沮、溺耦耕之所。下有东流水，子路问津处。子路与沮、溺二人的对话非常精彩，简练生动，绝无废话。孔子的“抚然”也很传神，贤者避世，圣者救世，故人与鸟兽不同群。

丈人，老者也，亦为当时避世隐居的方外高人，其他无可考。他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农耕为主的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必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