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春秋时期，郑国因为公族众多，因此实行的是“六卿”之制，“六卿”一般由“七穆”宗主担任。“六卿”分上、中、下三等，这是根据公族地位确定的，不同等级的卿位担任不同职级的卿官。卿官有当国、司马、司空、司徒以及少正等，比如“西宫之难”时，子驷为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当国为主政官，自然由上卿出任，后来子产担任的少正则是下卿之官，所以卿位与官职是对等的，大家必须遵守“举不踰等”的“位班”之序。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位班”也是可以打破的，子皮当国时期，上卿子皮授政，中卿子西让位，于是就出现了下卿子产主政的情况。子大叔（世叔）开始也是下卿，他辅佐子产为政，得到子产的认可，后来也成为主政国卿。

子大叔（？—公元前506年），姬姓，游氏，名吉，字大（太）叔，郑穆公之孙，公孙趸之子，春秋时期郑国世袭贵族，“七穆”之一。在古代汉语中，“太（大）”与“世”通用，如太子亦称世子，故《论语》中作“世叔”，《左传》中作“大叔”，在人名前加“子”则是郑人的习惯。据史书记载，子大叔长得“美秀而文”，大概是端庄而儒雅，敦厚而友善的意思。子产主政时期，他是子产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在孔子列出的“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谋划、论证、决策、执行）的行政序列中，他偏重于执行，“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1]。”

在游氏公族中，开始出任国卿的是子大叔的哥哥游眅。游眅有一次受命出使晋国，在途中遇到一个迎亲的队伍，他见新娘长得漂亮，就把新娘强抢回家，新郎后来乘人不备，潜入他家中把他杀了，又带着新娘跑掉了。当时子展当国政，一怒之下，剥夺了游眅的世卿之位，改立子大叔为世卿，他特意告诫子大叔道：“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游眅）之类。”他还让人把那个杀死游眅的新郎找回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许游氏族人对他实施报复。子展为人正直，在郑国的口碑一直很好，他改立子大叔为游氏世卿，说明子大叔为人与他的哥哥游眅不“类”。

子大叔出任国卿后，一直辅佐子产为政，他为人忠厚稳重，勤勉本分，因而受到国人的爱戴，也受到诸侯各国的敬重。但是当一个更加出色的人同时出现时，另一个人就成为陪衬，所以在史书中子大叔一直是子产的陪衬，许多事情子产都要比他显得高明。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秦、楚两国联合讨伐郑国，攻占城麋邑，捕获郑大夫印堇父和皇颉，子大叔负责处理此事，他打算用币换俘，子产认为这个方法行不通，应该改为向秦人献币，感谢他们没有参与楚国对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为以币换俘体现的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交换关系，而献币体现的则是邦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开始子大叔坚持自己的做法，秦人没有答应交换，后来他改用子产的办法，秦人很快就释放了印堇父和皇颉。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楚召集诸侯各国举行弭兵大会，订立了“宋之盟”。第二年，郑简公按照“晋、楚之从交相见”的约定，委派子大叔到楚国朝聘楚王，楚王则认为子大叔的级别不够（下卿），在汉水对岸就把他拦住了，让他返还。子大叔仍然据理力争，他说：“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修，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曰，女何与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将君是望，敢不惟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这里之所以原封不动地引用子大叔的大段原话，并不是因为这段话很重要，而是因为可以让人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为人，他为人过于刻板老实，每一句话都中规中矩，极为谦恭。楚王向来狂妄自大，他的真实意图是要郑简公本人亲自朝聘，子大叔也明知与楚人说这些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仍然恪守职责，坚持把该说的话说完。此后不久，子产亲自陪郑简公到楚国朝聘，到达楚都城郊后，舍不设坛，楚国掌管礼仪的官员认为不合礼仪，责怪子产，子产可没有子大叔那么老实，他借机把楚国官员好好地教训了一通，楚人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了许多。

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晋昭公新立，召集诸侯各国举行“平丘之会”，子产和子大叔相郑定公参加。行前，子产带了九张用于搭建帐篷的幄幕，子大叔却带了四十张，行动极为不便，只好走一路扔一路，到了平丘，也只剩下九张。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很多，晋国是盟主国，但安排各国诸侯与晋侯朝会的时间只有半天，子产担心安排不上，就让人提前到会盟地点搭帐设坛，子大叔却说不用着急，等到明天一早再去也来得及。到了傍晚，子产听说没派人去会盟地点搭帐设坛，赶过去一看，会盟地点已经全被占满了。

不过，子大叔偶尔也会背着子产耍点儿小聪明，但是无碍大局，无伤大雅。郑简公去世后（公元前530年），子大叔负责清除出殡道路，需要拆除游氏宗庙，他当然极不情愿，但又怕子产怪罪，于是就让役工拿着工具站在道旁，他对役工们说：“如果子产路过，问你们为什么不拆除宗庙，你们就装着悲切的样子说不忍心这样做，子产为人心慈，他肯定会答应不拆除的。”后来子产路过这里，听到役工们说不忍，果然下令改道绕过宗庙。还有一次，郑国大火之后，子产组织国人祭祀神灵，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演习阅兵活动，需要场地。子大叔的氏族宗庙在道路的南边，氏族墓地在道路的北边，拆除哪一边他都为难，于是他又让役工拿着工具站在道路的南侧，面朝北面，他对役工们说：“如果子产过来让你们干活，你们就从南向北清除场地，他离开后就停止。”后来子产上朝路过这里，见役工们磨磨蹭蹭，大发雷霆，让役工转过身去，从北向南清除场地，眼见着就要清除到游氏宗庙了，子产又突然返回，他不忍毁游氏宗庙，所以让役工还是照着刚才的样子，从南向北清除场地。

在子产的光环笼罩下，子大叔虽然显得有点儿黯然，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他则表现得深明大义，果敢坚定，丝毫不逊色于子产。子产为政之初，有事于“七穆”的公孙段，就通过授之以邑的方式来拉拢他，子大叔得知后，立即向子产提出质疑：“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凭什么单独授之以邑？”子产被他责问得难以作答，只好编了一通“何爱于邑，邑将焉往”的话来搪塞。子大叔仍然不依不饶，继续追问道：“您这种做法，传到诸侯各国，恐怕要受人耻笑的！”后来事实证明公孙段为人龌龊，子产也“恶其为人”了。

还有一次，郑国公族子南和子皙争娶大夫徐吾犯之妹而发生内讧，子产决定惩罚子南，将他流放吴国。子南是游氏族人，与子大叔是族兄弟关系。最后关头子产心有不忍，于是就征求他的建议，他大义凛然地说：“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哪里还有能力保护族人呢？流放子南，这是国政，不是家事，所以您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果对国家有利，您不要犹豫，依法惩处。想当年周公大义灭亲，杀死自己的亲兄弟管叔，流放自己的亲兄弟蔡叔，难道周公心里不爱他们吗？不是的，他是为了社稷国家的大局而不得已为之。如果您因为我而宽恕子南，这不仅对我们游氏不利，对国家社稷更不利！”

与子产相比，子大叔在许多方面略显逊色，但是他为人忠厚谦和，做事踏实勤奋，对于许多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他奉命出使晋国，参加晋平公宠妾少姜的葬礼。晋国大夫梁丙、张趯与他关系密切，他们私底下议论此事时都认为晋侯失礼，少姜非伉俪，只因受到晋侯的恩宠，诸侯各国都派出国卿以上级别的使者前来送葬，确实太过分了。子大叔以史为鉴，侃侃而谈，他说历史上的晋文公、晋襄公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靠的就是以礼待人，以德服人，他们虽然规定“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但在诸侯联盟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可是现在晋侯为了一些琐事，动不动就要求诸侯各国朝拜礼聘，不厌其烦，这恰恰说明他们堕落了，失去了活力和自信。子大叔的观点得到了梁丙、张趯等人的赞同，他们也由衷地敬佩子大叔的才华与学识。几个月后，晋侯又迎娶新夫人，这次郑国委派国卿子皮亲自到晋国致贺。晋大夫张趯因为上次与子大叔一席谈话，受益匪浅，所以一直盼望再次聆听子大叔的高论，他见子大叔这次没有来晋国，就托人带信给他说：“自从您上次返回以后，我每天都勤扫敝庐，等待您来。可惜这次您没来，我感到无比失望！”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郑国执政国卿子产病逝。子产临终前委政于子大叔，特意嘱咐他道：“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了解子大叔为人宽厚仁爱，担心他不能做到严厉威猛，这是为政之大忌，故而把自己几十年的为政心得传授给他。可是子大叔执政以后，实施宽政，郑国盗贼越来越猖獗，萑苻之泽经常发生杀人越货的事件，严重危害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子大叔后悔地说：“我要是早点儿听从子产的建议，采取威猛手段打击盗贼，事情也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他立即派兵围剿盘踞在萑苻的盗贼，将贼人尽数杀死，国中才恢复太平。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晋国执政赵简子在黄父（今山西沁水县西北）召集诸侯各国代表举行会盟，这次会盟是由子大叔提议的。前一年，子大叔相郑定公出访晋国，范献子见到他后，向他请教安定周室之事。当时周室内乱，王子朝篡位，周敬王被逼跑到狄泉避难。子大叔说：“老夫连郑国这样的小国家都治理不好，岂敢议论王室之事？不过晋国是天下诸侯的盟主，王室不宁，当然是晋国的耻辱，所以你们应该及早谋划啊！”范献子听了他的话，觉得句句在理，立即去与韩宣子、赵简子等人商量，于是商定次年举行诸侯各国会盟，共同商议安定王室事宜。

在黄父之盟期间，赵简子向子大叔请教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却说他所说的是“仪”，而不是“礼”。赵简子又问何谓“礼”，他引用子产在世时关于“礼”的论述，最后自己进一步归纳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他认为“礼”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法则，如果人人都能自律从礼，天下就实现大治了。赵简子听后深受启发，表示自己将“终生守此言”。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子大叔相郑献公参加召陵大会，在返回途中，子大叔病逝。晋国执政赵简子闻讯后亲自前往吊唁，万分悲痛地说：“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问，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

这九句话，抑或是子大叔一生的座右铭。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襄公二十六、襄公二十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三年、昭公五年、昭公六年、昭公八年、昭公十二年、昭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定公八年等。